戰後初期(594549)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

 

本文主要是討論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各個階級之活動。主要探討的時間是從曰本投降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為止。列目前為止,雖然有許多關於此時期的政治活動研究.特別是關於二二八的研究,但卻少看到有關經濟的研究,而研究台灣階級結構的學者,也因為方法論上的問題而從沒有人討論過此時期的階級問題,所以本文多少可以填補此方面的下足。

本文主要是以職業來區分階級。但此時期的族群關係顯然是造成階級區分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清楚地顯示在職業身分上,所以我將省籍放入分析當中。此外,我將不再詳述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已經有許多優秀的研究可供參考。

 

序曲

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十月二十五日抵達台灣。下過根據行政長官公署的命令,原有的行政官僚機關及日人企業仍然由日本人繼續工作,以免造成行政及產生的中斷。逐步地,這些機關的高層位置由新來的統治者取代,原來的日本獨佔資本也由黨國官僚資本取代(劉進慶,1975/1992224-25)。直到1950年,860家日人企業被沒收,其中的19家變成國民黨的私人企業。在1952年時,公營企業的產值達整體工業產值的57.3%,在整個社會的生產上佔了極大的比率,自然在整個階段的關係上有極重要的位置。

 

一、狡猾的台灣資本家

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因為他們害怕國民政府將來的徵收。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8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臺人契約都承認有效。但問題是從816日到1025日之間訂立的契約效力如何?在此期間,有許多的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將契約的簽定日期填成815日之前,然後進行脫產工作。一個知名的例子便是大同鐵工廠的老闆林提灶跟日本買了五十棟的房子,以及無數的土地與機器,一夕之間變成台灣的首富(黃炳等人,1948)。他的兒子林挺生在1960年成為國民黨的中常委員,顯然其經濟實力已經被黨所承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元的日人下動產經由此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下過一百二十億元而已。換言之,此時期的一些台灣人,透過與日本人的勾結而獲得了大量的利益。

 

另外一種投機事業便是放高利貸。由於政府所定的利率遠低於通貨膨脹率,所以大部分的資金都是在地下金融市場流通。例如在1949的前半年,有高達五百家的地下高利貸中心,而且年利率高達80%,當時的官方利率只不過是20%,。最大的地下錢莊有高達二干五百億元的存款,而當時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只下過是四千七百億元而已(劉進慶,1975/1992:64)。在1950年,農民的借貸中,只有了%是來自商業銀行(包括土地銀行),而19%是來自農會,其餘的73%則來自私人借貸,當然主要是來自農村的高利貸(李登輝,1972:119,表89)。在此地下金融市場的一位名人便是侯雨利。他在當時擁有一家紡織工廠,而且在銷售布料方面有甚大的利潤收入,但是在此混亂期間,他的最大資本利得乃是來自高利貸。他所提供的貸款比任何一家的信用合作社都還要多,而且跟第一銀行並駕齊驅(謝國興,1993342-343)

 

二、腐敗的大陸官僚

二二八事件之後,資委會(統管全中國國營企業的機構)命令台灣的各個公營企業交一份企業內的族群分佈與工作概況的報告書。國民政府十分清楚族群間經濟的不平等是事件的原因之一。從表一、二可以看出,台灣人在這些企業中的職員人數,假如跟日據時代相比較的話,基本上是增加了。但問題是外省籍人士幾乎都是佔據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人數遠比台灣人多。雖然外省人的教育平均水準比較高,獲得這些位置應該不是問題,但問題是當時有多達2508個在島內受完專科、大學以上教育的人,而且有超過五萬名留日的專上畢業生,百名以上的海外(非日本)留學生,他們若無法獲得適當的工作,便很容易將公營企業內的職位分配問題轉換成政治問題。不過反過來說,這樣的情形也正說明了當時的台灣人若擁有跟外省籍人士一樣的教育條件,他仍然很難獲得相同的職位。(吳文星,1992114-124)

 

由外省人所接管的公營企業則陷入了貪污的困境當中。其間有許多報告說財產,主要是機器被偷。例如台灣銅礦公司報告,在政府軍隊抵達之前,盜賊蜂起,大部分的設備及小型機器遭受重大損失。即使接管之後,盜竊公有財產之事仍然層出不窮。在1946年的三月底,該公司的損失高達358,504元。1946年四月起該公司開始復工,但是竊盜案件仍然發生。到了1947年的五月底時,該公司又損失了308,397元。(資源委員會台灣銅礦籌備處在台修復事業及台胞就業情形報告,1947)。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是台灣刁民偷的,還是奸詐的外省籍管理人員監守自盜。但很難想像在有警衛保護工廠的情況下,小偷如何盜運走那些機器設備?

 

另外一個問題是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延續到公營企業中(陳明通,1993:223-302)。陳儀將台灣省的重要位置都留給自己派系的人馬,結果造成國民黨中央內的嚴重派系摩擦。為了反制陳儀在經濟上的勢力,其他的派系則搶黨及軍隊的位置。例如CC派控制臺灣省黨部,軍統派控制警察組織,孔宋集團則由其控制的資委會派遣人馬到台灣的公營企業。(同上:264-271)這樣的派系鬥爭使得公營企業幾乎無法運作。每一個派系成員就只是要為其派系及自己獲取最大的利益,而根本不是考慮到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貪污變成非常普遍,像陳儀的一位派系成員李卓芝是台紙的經理,他以極低的價格將價值超過千萬元的機器賣出去,然後他的私人公司再以四十萬元的價錢將這些機器買走。(同上:271-272)因為每一個企業都是派系的陣地,所以可以想像在下同的公司之間很難有經濟上的整合。難怪一位由資委會派到台灣調查的老外S.Trone:在台灣最常聽到的論調是工廠只為自王生產,經理人員是自己單打獨鬥;只要有炫人的利潤,那 他們認為這就表示工業已經恢復正常了。(the general tenor in Tawian is: each factory for itself each manager by himself if inflated big porfits are made

then the industry is in order)(Trone19487)

 

三、投機的大陸官僚資本家

此時也是上海商業資本家以及其他外省人投機的好時機。當時台灣的壬要出口品是稻米與砂糖,進口品則是從上海進口棉布。當時整個中國經濟主要是被孔宋集團所控制。他們所控制的資委會則掌管了全國的公營事業,透過對台灣、大陸間的貿易操弄,他們可以獲得極大的利益。

 

1946年,資委會不付半分錢而從台灣運了十五萬噸砂糖到大陸;又以極低廉的價格購得四百萬噸的煤。1947年,該會又命令台灣載運十五萬噸的砂糖與三百至四百萬噸的煤,以及五十萬噸的稻米至大陸,沒有支付半毛錢。(陳明通,同上:264)另一方面,該會也從他們所控制的紡織廠出口棉布到台灣。孔宋集團的紡織資本主要是接收由日本人遺留在中國的公司而形成的,他們將所有的日人公司重組成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主要基地則在上海,總裁是宋子文。在1947年該公司生產了全中國37%的絲及棉原料,以及40%的棉布。(劉進慶,1975/1992222,註9)出售至台灣的棉布與台灣物價相比,則呈現相對的偏高。從1946年一月至1948年九月,台灣的棉布價格由指數100升至194.4(總物價加權指數為100),而砂糖價格則只是92.9而已。(劉進慶,同上:52,表13)為何棉布價格一直偏高?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其進口由孔宋集團控制住,因此他們可以享受獨佔利潤。另一個原因是台幣與法幣的兌換比率有問題,法幣一直被高估。在交換比率上,台幣的實質購買力大概被低估30%。(劉進慶,同上:45)假如台幣被低估,那麼表示台灣人必須用更多的錢來買相同品質的東西。這樣的低估現象是由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台幣一法幣間的固定匯率體系所造成的,這個固定匯率體系一直持續到1948年一月為止。顯然地,孔宋集團利用了此時期反常的經濟體系,加上他們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從中獲取了極大的利益。

 

四、台灣地主

若是以農民占全部人口比率來看的話,1960年前的台灣還是個農業社會。在1946年,有5.8%的勞動人口是農業人口。其中40%的農業人口是佃農,三分之一的農業人口是半自耕農(見表5)。地主一欄包括了地主與自耕農。在1944年,地主(不包括自耕農)只佔總農業口的3.5%,但卻擁有全台灣32%的可耕地。在1944年,真正的地主約為全農業人口的3.5%,因此這個比率在戰後初期應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高利貸上。第一種是「買青」。他們是在農民播種前先貸款一些生產性的資本,或是當農民處於青黃不接時,貸款給他購買消費品。但是還錢的條件是當農民收成時,必須以農產品實物償還貸款。1952年,在屏東地區,一般的利率是25%,但是在緊急的時刻,高利貸利率可以高達40%。在東台灣,其利率則比此更高。(鄧雪冰,1954:96)

 

除了這些「金融性」的地主外,還有一種「專業性」的地主,他們是農漁會或地方合作社的經理或專業人員。他們的所得主要是來自於他們組織的利潤。(趙文山,1949/12:132)所以在此混亂的轉換期,他們並沒有受到重大的影響。

 

小地主是受到最嚴重影響的一群地主。19461947年的自然災害,當時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國民政府所增加的賦稅,在在都增加了他們的負擔。雖然他們可以將這些成本轉嫁到佃農身上,但是由於他們的土地通常很小,所以很難將如此龐大的成本再轉嫁出去。但是致命的一擊還不是在此時,而是在國府遷台之後的農地改革。此點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五、台灣農民及佃農

1948年,每戶農家平均擁有1.4公畝的農地(包含地主),由此可知自耕農以及佃農的可耕地十分狹小。自耕農必須自負政府的租稅、應付天然災害、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當然,佃農的生活更加艱苦。與殖民時代相比,他們必須支付更高的地租(見表4)1949年十月,對3,967名佃農、l032名自耕農以及493名地主所做的調查,多少可以告訴我們當時他們的生活狀況。(中國地政研究所,19512)

 

1948年,自耕農的消費支出是地主階級的63.2%,而佃農的支出則為地主37.7%。在佃農的支出中,58.5%是花在基本的食物、飲料上頭。這個比率在隔年,也就是1949年,上升到61%。在經濟理論上,若一個人的消費支出越多在食物飲料上面,那表示這個人的生活水準越低。這項調查顯示了佃農的耕地越小,他們花在基本食物飲料的支出比率越高,也顯示了當時佃農在整個社會中的經濟地位。(中國地政研究所,19516-7)

 

該調查的另一項數字是當時佃農及自耕農的負債狀況。18.7%的佃農及9.3%的自耕農有負債。不過這個數字應該是低估,因為在當時高利貸是非法的,所以這些農民並不願向訪談者報告他們的負債狀況。據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六組的報告,當時受訪的農民太害怕其高利貸的活動被政府所知,所以並不願意報告。每一個調查者都有相同的反應。這些農民在面對此項問題時,多半答以「只是短期周轉而已」「不方便回答」,或是更直接的說「恐怕會影響將來我的貸款」(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第六組,1952:17).農村地區的利率水準如表五所示。私人借貸的利率幾乎是官方利率的五倍,而年利率可達432%。

 

六、台灣工人階級

在戰爭末期,台灣大概有二十六萬的工業勞動者。戰後這群人面臨了嚴重的失業問題,成為當時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有三種不同的失業形態。第一種是那些到南洋及大陸作戰的軍人,回來台灣之後找不到工作。一項估計此類的失業人口約為十萬人。(蕭聖鐵,1992:90)

 

第二類的失業是「官僚式失業」。在1945年,有46944個台灣人在殖民政府機關內工作,而此數字在1946年的十二月降到39711。這個數字包括那些在公營事業中工作的台灣人,而這些人在戰前是算在私人生產事業當中,假如我們扣掉這群人的數字,那數字就減到3l193。換言之,約有三分之一的台灣官僚被解雇。(蕭聖鐵,199293;陳興唐,1992:664)這種「官僚式失業」也同樣發生在接收的公營事業上,因為生產設備及資本的不足,必須解雇多餘的人手。

 

第三種失業是由小企業的破產而引起的。當時許多小企業仰賴日本的原料供應,但是戰後這些供應中斷了,所以沒有辦法繼續經營。另外一個原因是來自國府的新規定。例如政府規定所有各級學校的教材必須由公營的台灣印刷所供應。如此一來,許多小印刷廠就必須關門了。這種情形也同樣發生在私人的菸酒製造商及進出口商。(張琴,1992:135-162)

 

失業者的生活可想而知是相當當艱苦。大部分的人回流到農村,而成為隱藏性的失業人口。這可以由此其間的農業人口不斷增加而看出。19461948年,農民數目增加了約23%。即使有專門技術的人員也一樣生活艱困。在1946年,台大醫學院的醫師進行了一場罷工,因為他們的工資收入不足以應付日漸增加的通貨膨脹。(陳興唐,1992:68)另一個例子是當時的政府發不出薪水給教師,台北縣的教師們1946年五月份的薪水一直拖到八月份才發出。(蕭聖鐵,1992:93)這樣子的欠款事件都可以在1952年的「承平時候」發生了,更

何況是在戰後的混亂期。

七、結論

此段期間是台灣現代史上最黑暗與最混亂的時期。與日據時期最高所得年度1937年相比,1946年的實質所得只有1937年的10.6%而已。(蕭聖鐵,1992109,表一)若以1937年的物價指數為100,那此時期的平均物價指數在1946年一月到1948年的九月為33,133,而從1948年十月到1949年六月(新台幣改革的月份),此指數更增加到2,642,400,換言之,在九個月之內,通貨膨脹率達7,875%。農民的所得及工人的工資根本趕不上通貨膨脹增加的速度。在上述的兩個時間,工資只是總體物價的33%及29%,而米價則為90%及74%。(劉進慶,1975/199252,表十三)大部分的本省農民、小地主、佃農及工人都處在貧困的狀況。

 

但是另外一小部份的台灣人卻少受到影響。他們是殖民時代的政治、經濟菁英,而在新的政權中仍然擁有相當的權力。在日本統治下,他們是大地主與資本家。而在新的政權下,只要他們的土地與企業沒受到新政權的干擾,那 他們仍然可以從該經濟體系中獲利,而且透過政治上的參與來保持其社會地位。此時期,他們投機在金融與商業活動上並進而累積新的資本。許多人在後來成為台灣企業集團的領導人。雖然有許多人在二二八事件後下再參與政治,但是他們的經濟力量仍然相當龐大。

 

從大陸來台的新統治者是此權力轉換期間的最大受益者。這個「外來的」特權集團取代日本殖民者的地位,但並沒有觸動或改變到整體的台灣社經結構。更糟糕的是來自大陸不同的權力派系將其鬥爭延伸到台灣,進而造成此時期政治、經濟發展的混亂。因為他們擁有大部分沒收的「敵產」生產工具,假如這些生產工具沒有適當的管理,那整體經濟的運作將受到嚴重影響。當時流行著一個笑話,多少可以表達台灣人的感受。台灣人抱怨美國人對台灣人跟日本人有差別待遇,美國人對日本人好多了,因為他們只在廣島、長崎丟下兩顆原子彈,但美國卻丟給台灣人國民黨軍隊。這是美國記者William Newton1946年三月的報導。(見陳興唐,199265)這些新來的接收者並不強調生產的復甦,反而有時還從企業中盜竊東西出來。他們占有政府的高層位子,有某些經商特權,並且可以依靠軍警力量來壓制反對者。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社會分歧就是此時期開始出現的,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楊峰/陳興唐,1947/1992:113)據該名記者楊峰的報導,在1945年時,台灣人稱呼大陸來的人為「祖國來的」,但是在一年之後,這些祖國來的人變成了「中國人」。當然,在二二

八的軍事鎮壓之後,他們更經常使用「外省豬」此字眼。

 

基本上,在此時期,殖民時代的社會階級結構並沒有受到外力的改變。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以及工人的生活惡化。大陸來的官僚取代了日本殖民官僚。新的族群敵視衝突跟日據時代的情況類似。這種晴況一直保持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為止。國府為了保衛他們最後的防守基地,他們必須有新的聯盟者。土地改革成為國府的工具之一,而且徹底地改變了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此點容待來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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