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國家機關與全球反血汗工廠運動：

中國與越南的比較

Taiwanese-owned Factories, the Anti-sweatshop Movement, and the State:

Case Studies from Vietnam and China

王宏仁、陳佩華

Hong-zen WANG & Anita CHAN

摘要

當前的西方品牌企業，多半能夠接受「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並且開始要求其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也要提高其勞動標準。不過它的成果通常是零零散散，不具全面性。因此本文認為，我們必須把國家機關納入運動的策略考量當中。根據文獻與田野訪談資料來看，越南與中國的臺灣製造商，因為國家的不同政策影響，而有不同的勞動管理方式。因此我們認為，要防止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條件不斷沈淪，可以對三個類型的國家施壓（品牌代工的中介國如臺灣、韓國；最終產品的製造國如越南；產品的西方進口國如美國），以便達到提升勞動條件的目標。

關鍵詞

反血汗工廠運動，臺灣，企業社會責任，越南，國家機關

ABSTRACT

Today corporation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associated with established brand names have generally accepted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ave begun to press their supplier facto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upgrade their labour standards. But the impact thus far is sporadic and the scope limit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tate has to be brought back in.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field data on the management behaviour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suppliers in Vietnam and China, it is shown that mediation by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labour standards.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Vietnam,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ree types of governments can help to arrest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s in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states from which th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migrate, the host states where the products are made, and the importer state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Keywords
anti-sweatshop move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aiwan, state, Vietnam

一國家機關與全球反血汗工廠運動：中國與越南的比較

反血汗工廠運動 (anti-sweatshop movement) 過去十幾年對許多跨國品牌企業發出怒吼，抗議他們供應商工廠中的惡劣勞動條件。此運動的基本理念是，所有的企業都應該要承擔其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許多西方的跨國籍企業(TNC)為了保護自己名聲，也迅速對此運動的要求有所反應，開始制訂生產準則 (codes of conduct)。如此看來，反血汗工廠運動似乎獲得了部分成果，但另方面，我們卻看到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部門勞動條件不斷惡化，一種「向下沈淪」 (race to the bottom) 的趨勢逐漸形成。在南方的許多國家，為了吸引外資，提供所謂的「良好投資環境」，勞力密集的出口產業不斷降低其工資與勞動條件，以便跟其他國家競爭 (Greider, 2001; Ross & Chan, 2002)，影響所及，已開發國家相關產業的勞動條件也持續在下降。 (Esbenshade, 2001; Kwong, 1998; Ross, forthcoming)

反血汗工廠運動在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上獲得不錯的成績。從1970年中期到80年中期，許多西方草根抗議人士所進行的反對運動，就是建立在前述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上。當時該運動雖然是全球性的，但只針對一個特定國家：南非。反觀最近的運動，它是從1990年初由Nike Watch Campaign帶頭而起，關心的也不再只是單一國家，而是許多以勞力密集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包括過去十幾年來許多經濟持續成長的亞洲國家。

這樣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成為傳統「國家─勞工─雇主」三角關係之外的第四者，一些非政府組織的草根社團如學生、宗教、環保、勞工、消費者、社區團體等，不再是扮演花瓶的角色而已，在他們高道德標準的要求下，許多跨國企業也開始要求其品牌供應商必須提高其工廠中的勞動條件，並且聘請專職人員來處理人權議題。為了要監督、審核與驗證TNC(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國企業)是否真的做到其宣稱目標，1990年代中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勞動稽核公司，但不幸的是，結果也並非如預期的好。

到目前為止，反血汗工廠運動的影響只限定在主要的大型工廠而已（即使在這些工廠中，也仍然存在嚴重的超時工作問題[1]），要去監督數以萬計的小承包商與小小承包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2] 此外，我們也看到一個新利益領域的出現：社會監督與稽核公司如雨後春筍般設立，他們目標是賺錢，也因此有時候這樣的監督只是草草了事(Brown, 2001; LARIC, 1999)，甚至透過賄賂照樣也可通過稽核, 小包商也會來個上下其手，假如他們被抓到違反生產準則規定，那麼他們就把工廠移到另一個地方，另起爐灶，以規避檢查 (Roberts & Bernstein, 2000)，或者是設立兩個工廠，一個工廠是應付檢查用，另一間工廠用來應付實際的大量訂單。品牌產品的供應商，不管明的或暗的，都在抗拒勞動條件的提升，而某些西方TNC也就常常睜隻眼閉隻眼。當名聲真的太壞時，這些公司也會屈服於輿論的壓力而着手改善狀況，但當風聲過後，舊態也就立刻復萌。[3]

本文的目的也在此：因為過去反血汗工廠運動策略主要是向商品生產鏈中的跨國企業施壓，但成效有限。因此我們認為，除了施壓西方TNC去監督它們的代工廠以提升勞動條件外，也應該發展出新的運動策略典範：找回全球生產鏈中失落的環節與角色，也就是國家機關的角色。

二全球生產鏈中的失落環節

當我們說到在第三世界生產商品的跨國企業時，我們想到的大概都是西方品牌公司例如NIKE。而西方許多的批評者也會認為這些西方跨國企業是無所不能的，坐在歐美企業總部就可以指揮第三世界國家，例如 Naomi Klein (2000)所寫的 No Logo就是採取這樣的觀點。當然，西方跨國企業的力量確實很龐大，我們也無意在此做任何反對之意，但我們卻必須指出一點：他們的權力並非無所不能的，也因為如此，單單只逼迫西方跨國企業採取企業生產準則，有它的侷限性。

事實上，我們看到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包括臺灣、韓國或香港）已經開始出現自己的跨國企業了，這些位處於全球生產鏈上「中介國」(middleman states)位置的亞洲跨國企業，在1980年代開始延伸生產基地到其他貧窮的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並且逐漸成為大型的亞洲跨國企業。著名的例子就是臺灣的寶成集團，它幫世界各主要品牌公司製造運動鞋，在全球各地工廠雇用了超過17萬的勞工，每年的獲利相當可觀。[4]在全球的生產鏈上，它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視。中小型的供應商可能沒辦法跟西方品牌公司討價還價，[5]但這些大型供應商的「抗壓性」則大多了。假如某品牌公司威脅要將訂單取消，這個大型供應商仍然有其他的品牌公司跟它下訂單，並不擔心訂單取消的問題。而當西方品牌公司利潤滑落時，這些大型供應商仍然保有不錯的利潤，例如NIKE從1997到1999的利潤下跌了43％，但寶成的香港子公司裕元，利潤卻在同期間上升了24％。(Hilsenrath，2000)

發源於北美跟歐洲的反血汗工廠運動並沒有直接針對寶成施壓，因此寶成感受到提升最低勞動條件要求的壓力，也就沒有那麼強烈。例如他們比較熟練的勞工仍然只拿到當地國設定的最低工資。諷刺的是，反而是西方的品牌公司成了這些亞洲TNC的擋箭牌。

根據我們對於中國與越南臺商調查的研究資料，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如何改善第三世界勞動條件的新架構。我們的田野調查發現，越南臺商工廠內的勞動條件比中國的狀況好多了，也因此我們想知道，為何同樣是臺商，但在兩地卻有完全不同的勞動實踐 (practices)。我們將說明國家在其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當前的反血汗工廠運動中，卻常常忽略了這一點，並且使草根運動對西方TNC施壓的有效性過度膨脹。

我們這裏所指的「國家」，包含了三種類型：生產當地國（如越南、中國）、中介國（投資來源國如臺灣、韓國）與歐美進口國（如美國、德國、英國）。我們認為，過去的運動太過忽略這三類國家在提升勞動條件的重要性，也因此底下我們將針對此來討論，特別是生產當地國與中介國的角色。

三臺灣：從NIC到中介國

臺灣對外投資的快速成長是在1986年臺幣大幅升值、勞動成本持續增加之後的事。剛開始對外投資是以東南亞為主，但1990年代初，當兩岸關係解凍後，對中國的投資一躍而成臺灣對外投資的主流。到2001年底，中國吸收了超過一半的臺灣對外投資金額，高達294億美元。(臺灣投資業務處, 2002)不過臺灣政府卻擔心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負面效應，特別是1996年臺海危機事件，使得臺灣政府不斷鼓吹所謂的「南向政策」，希望臺商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投資，不要集中在中國。(Wang & Hsiao, 2002) 越南成為臺商偏好的地點，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對於中國，它對歐洲的出口沒有配額限制。[6] 在整個1990年代，臺灣一直是越南外資來源國排行第一名的國家，換言之，臺資對越南而言，跟臺資對中國相較而言，是相對更重要的。

大部分的海外臺資以投資製造業為主，臺資在全球的運動鞋、電子硬體、服飾業中，扮演了關鍵的中間人角色。例如臺灣的電腦公司在2002年的產值，超過一半是在中國地區生產的。(Wehrfritz & Meyer, 2002; Forney, 2001) 不過臺灣海外生產工廠的勞動條件在過去十幾年來，引起許多人權團體的關注，這包括在中美洲（Perrin，2001）、南非與亞洲地區（龔宜君，2002），很多臺商工廠採取嚴格軍事管理的方式，工作條件惡劣。 (Chan, 2001: pp. 46-56, 97-106; Wang, 2002) 不過管理的方式並非在每個地區都一樣，我們發現，在越南臺商的管理方式，跟中國比較起來，顯然好了許多。這也不禁引起我們的疑問：為何在一個臺商有更大談判力量的國家，臺商的管理者反而比較少使用軍事紀律的管理方式？底下我們先談論臺商在中國與越南兩國的實際勞動條件，並且分析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接着則回到上面的討論：在全球生產鏈中，如何提供新的管道來改善全球化的製造部門的勞動條件。

我們的論點主要來自於我們在越南與中國的實證田野調查資料。最直接的證據來自於王宏仁在2001到2002年之間，分三次訪談河內與胡志明市地區的相關人士，而第三次的訪談則是該王宏仁跟另一位作者陳佩華一起去進行的調查。為了能夠廣泛得知臺商實際的管理方式，我們訪談了不同位置的人士：越南勞工，官方工會幹部，雇主協會，NGO組織，西方的勞動檢查公司，臺灣駐越官員，臺商，以及來自中國的大陸籍幹部。[7] 在訪談越南工人部分，其中16名工人是在北越的河內、海防地區訪談，另外12名則在南越的胡志明市地區進行。中國地區的田野調查，主要來自陳佩華於1996年在東莞、虎門（廣東省）與浦田（福建省），以及2002年於福州（福建省）進行的調查。在東莞與浦田的訪談，主要是與臺商協會交談，[8]在東莞與福州，則在臺商工廠與工人進行訪談。陳佩華在1996年也曾經針對五個城市的臺商工廠員工進行過大型問卷調查。此外，我們也使用大量關於臺商工廠勞動條件問題的剪報資料作為論證。

我們進行比較的主要證據之一，來自於越南臺商工廠內的大陸管理幹部，如何看待他們在越南與在中國的管理行為。2001年夏季，王宏仁跟另外一群臺灣學者到越南訪談了42名臺商管理幹部或老闆，[9]而這些受訪者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們必須嚴格遵守越南的勞動法。他們也很坦白地形容他們在中國的管理方式。例如一位越南臺商老闆說：

越南的勞工你摸都不能摸，更不用講虐待了。大陸的，是用我們臺灣的這一套。我們當初到大陸的時候，都是用處罰的。體罰的很厲害的，拳打腳踢都來的，用我們軍中這一套。但在這裏，工人是碰都不能碰。

他接着說：

再另外談談一點，他們 [指越南人] 對人權思想非常的高漲，這是我們大家所想不到的事情。我們在臺灣的時候我們接受反共抗俄的教育，我們在軍中服兵役的時候，要以服從為天職，但是在這裏完全沒有。所以他們講究人權可能受了法國當年統治的遺風的影響，他們一直把人的尊重擺在比較重要的地位。所以臺灣在這裏鞋廠的人，發生勞工罷工的事情我看是很多，他們也很容易製造這種群眾事件。我公司在去年中秋節的晚上就發生了一次的事情。因此他們的勞工的民主思潮思想非常的高漲。

也因為這樣，所以臺商覺得在越南必須要柔性管理，但是在中國，軍事化訓練則是常態了。某篇在臺灣鞋訊的文章，就點出臺灣管理人員在中國違反勞動人權的狀況：「許多大陸臺商表示，他們很想對大陸員工更人性一點，但實在沒有辦法，『人性，工廠的生產效率馬上就掉下來』......在大陸，讚美給員工自尊，都不是提高工作效率管用的方法，似乎愈直接，愈原始的方法愈有用；只是採用那種方法，有時會讓臺商對自己的人性與良心產生極度嚴重的懷疑」。（陳美均，1997：页63）

在我們分別訪問的七名胡志明市工人時，曾經問過一個問題：你們認為一週最適當的加班時數是多少？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回答：至少要有一天的休息（在中國的中介國工廠，碰到旺季生產時候，可能連續好幾個月無法休假），而希望最多的加班時數則是除了正常的每週48小時外，不要再超過12小時。這樣的12小時有不同的組合：每天三小時，一週四天；每天四小時，一週三天；每天最多三小時，一週三天；或者每天2-3小時，加上星期日的4-6小時。不管如何，他們認為每週工作的極限就是60小時，而這也是越南勞動法所規定的最高時數。這個時數，可能是基於自身的經驗，假如超過此時數，那麼身體可能就開始受不了。也有工人指出，他們曾經在旺季時，最高工作時數達12小時，不過假如管理階層的人太壓迫他們的話，他們就進行罷工。在海防的某位主管就很清楚不能對工人進行太過長期的加班要求，否則很可能就會碰到罷工問題，在經過連續一個星期的加班後，他說：「我這個禮拜不休的話，可能這些員工會給我罷工，我要小心一點。」

在中國的情形呢？根據陳佩華1996年的調查，臺商鞋業工廠的平均工作時數為每天11小時 (Chan, 2000)。在2001年對92名工作於外銷玩具部門的廣東省勞工調查顯示，他們在旺季的工作時數可以高達每天14-18小時，而且沒有任何休息日。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2001: p. 19)由於長工時的情況太常見了，所以地方性報紙都將此視為常態。只有在一些受到西方品牌公司買主壓力下的大型工廠，工作時數大概會限制在每週60小時，而且每週至少有一日休息不必工作（不過請注意，每週工作60小時也是違反中國勞動法的）。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的民工對於他們的法定權利似乎很不清楚，在2001年的那次調查，92名工人中，竟有高達90人不知道最低工資是多少，而95％的人不知道每週的法定工作時數。在2002年3月於東莞訪問同一家港商的16名工人時，只有一名工人知道最高法定工作時數，而三名說他們「知道一點」，其他12名則回答「完全不知道」。[10]

積欠工資則是另一個嚴重問題。在2001年投訴到深圳當局的51,000勞工個案中，43％跟積欠工資有關。（中國勞動保障報，2002）某份中文報紙把此現象形容成「廣東的慣例」，而另一份報紙則形容為「無可救藥」。（工人日報，2001）把長工時跟積欠工資同時考慮進來的話，我們可以說，工人們拿到的薪水遠低於最低工資的規定。但這兩個「無可救藥」的疾病，在胡志明市的臺商工廠卻很少發生。

另外一個比較資料的來源，則主要來自於在越南工作的大陸籍幹部，他們在中國的臺商公司工作過，現在則在越南的臺商公司工作。過去幾年，越南臺商為了省下成本，以及語言溝通的方便，因此大量自中國聘用中階管理幹部。臺商在中國的投資時間已經超過10年以上，也因此在大陸培養出一批有能力的管理幹部，他們對於臺商的管理模式非常熟悉，而臺商付給他們的薪水也只要臺籍幹部的三分之一。(Wang and Hsiao, 2002) 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管理幹部，剛好可以做很有趣的對比，因為他們在兩個國家都工作過。就受訪的12名大陸幹部來看，他們都認為中國的勞動條件比越南差多了，特別是在加班方面。例如某名陸幹就這麼說：

如果說中國工人，大陸工人應該比越南工人要慘一點！以前在大陸作工人的時候，加班的更晚，比這裏更晚，然後薪資待遇可能差不多，這邊的保護人權比大陸要好一點，他會嚴禁10點鐘以後加班，比如說在大陸，大陸幹部晚上加班到1、2點，第二天早上6、7點照常起來上班，經常的事情。（為什麼大陸會這樣子呢？）人太多啦，政府要賺錢啊，政府又管不了那麼多，就這樣子而已，很簡單！

第二名陸幹則這麼說：「我們不指望越南工人太多，像晚上叫他加班到9點，他們不加班你也沒辦法。但在大陸晚上12點也加班，1 點也加班。」我們問到第三名在同奈省工作的陸幹，在海防那邊鞋業的加班情況，跟這邊的加班情況有沒有什麼差別？他回答說：「沒什麼大的差別，都是加到你暈頭轉向，作為曾經在大陸工作過的大陸幹部來說，這是家常便飯，因為以前加班的更晚，對他們來說這邊反而加班沒有那麼長，他們會很慶幸......」。

四造成兩國勞動條件差異的因素

為何一樣是臺商，但在中國跟越南的勞動管理有如此大的差異呢？照理說，因為臺資是越南的最大資本來源，因此臺商在當地應該是老大才是。而越南的國民所得這麼低，比中國更需要仰賴外資，因此對於臺商的行為應該比中國政府的管理更鬆，這也是當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謂的「創造優良投資環境」要件之一。從「同文同種」的角度來看，臺灣人對於他的同胞中國人，應該更仁慈才是。但從上面的例子來看，顯然並非如此。我們認為造成此差異的幾個制度性因素包括：戶口制度，宿舍制度以及兩國工會的差異。

1 戶口制度

不管是中國或越南，大部分出口部門工作的工人，都是從鄉下地區來的，而兩國也都有所謂的「戶口登記制度」，在此制度下，從鄉村地區移入都會區時, 必須去警局登記。不過在越南的戶口登記制度顯然是有名無實，許多從鄉村地區來的農民根本沒去警局登記，這麼做，也不會遭惹任何麻煩 (Hardy, 2001: 187, 206-7)。

但在中國可不同了，戶口制度仍然是區隔城鄉的重要制度，利用此制度可以嚴格限制農村地區的人流入城市，除非他們領到暫住證與工作證。假如被發現沒有持有這些證照，那麼就會先送去拘留所，然後遣送回鄉。

Dorothy Solinger 就曾經描述一個農民如何才有可能在城市裏工作：

如果工廠的領導要聘用民工，那麼他們就要先去城市的勞動廳申請許可。而這些從農村來的民工則必須得到他們原居地官方單位的核准，才可離開該地區。接着他們必須領到臨時工作許可證，如此，工廠人員才能拿着此許可證，到公安部門申請暫住證。拿到暫居證時，工廠才能跟這些農民簽訂勞動契約。一個沒有城市戶口的人，若是要轉換工作，那麼以上的這些程序又必須再來一次。(1999: pp. 83)[11]

在綁得死死的證件制度下，中國的民工跟越南的民工比較起來，也就更容易受到管理方的欺凌。中國的管理方只要把這些證件扣住，那麼這些民工也就哪兒都去不了，即使該工廠的勞動條件極度惡劣。這些民工假如沒拿回他們的證件，他們不僅無法申請其他的工作，如果在街上被公安碰到的話，還會被送入拘留所。 (Chan, 2002, Becquelin, 2003) 我們相信，中國的戶口制度是造成上述長工時、積欠工資的重要原因。2002年時，中國政府已經體認到此問題，也因此將暫住證的規費降低到每個月10元人民幣，以便民工付得起登記費用。不過戶口制度並沒取消，甚至還有報導指出，一些地方公安與政府一直在抗拒改變，也沒有放鬆對民工的控管。[12]

反觀越南，不管是從工人、臺商、官員、報紙媒體、外國勞動檢查機構等訪談中，我們並沒有發現這樣的情形，沒看到有人因為證件問題而遭公安騷擾，或無法在不同區域間流動。

2 宿舍制度

198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後，宿舍就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華南的外資工廠。根據一項統計，廣東省的工人約80％是住在宿舍裏頭，而且是由工廠所提供的廠內宿舍。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2002：頁4) 表面上，這是對民工所提供的服務，但越南的情況則又不同了。越南的外資工廠通常不提供宿舍，幾乎所有的工人（不管是本地或外來工人）都住在工廠外頭的私人住宅。[13]其中一個解釋是越南工人不喜歡宿舍嚴格的限制。某家臺商在1994年建了可容納6000人的宿舍，但到2001年時，也只有1000人左右住在宿舍裏頭。為何越南沒有宿舍的第二種解釋來自越南的工會官員，他認為是官方有意識地阻止在廠內建立宿舍。某名受雇於跨國運動鞋公司的受訪者就說，寶成公司曾經申請過好幾次建工廠宿舍，但都被政府拒絕了。[14]不管是哪種解釋，至少說明越南並沒有工廠宿舍的制度。

在中國，民工是住在廠內宿舍，這樣好方便廠方的管理、監督、控制與馴化。工人住在宿舍，吃在宿舍餐廳，這樣就可以省下不少時間。工作、飲食與睡覺，就是兩點一線：宿舍與工廠，也就是他們的整日的生活寫照。但更重要的是：要強迫工人加班的話，那麼就更容易了。中國工人比越南工人的工作時數長許多，這可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理由。

3 兩國工會的角色

兩國的工會制度有類似處，也有差異處。由於兩國都是一黨統治的共黨國家，在許多方面有很多的共同點。兩國在開放外資時，兩國的總工會（越南勞動團聯VGCL與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都希望在外資工廠內設立工會組織。在意識型態上，兩國工會都認為外資多少都帶有剝削的色彩，這樣的想法在早期改革開放時特別明顯。在官僚組織上，兩國工會都希望擴張其勢力，影響力可以延伸到新的領域，並且增加其收入。也因此，設立廠內工會成為他們一個重要的工會政策。

當然，管理方會抗拒設立廠內工會的企圖，除非他有辦法指揮操控工會。某名曾在中國設廠的越南臺商就移植了在中國設立廠內工會的作法：先培養自己的人馬，給他們最好的福利，然後安排他們去競選工會幹部，用此方法來控制廠內工會的活動。另外一名越南臺商則說：「基本上工會都不會有問題，工會你就養細胞，看看哪些人開會特別愛放砲，我們公司裏頭有個亂葬崗，工作環境特別惡劣，就把他丟進去......。」就此來看，工廠內部的工會組織，不管在中國或越南，都是由管理方來控制，甚至變成了資方的打手。（王宏仁，2002；Chan and Norlund, 1998）

不過在工廠以外的上級工會，我們就發現越南勞動團聯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不同之處了。在胡志明市工會的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在保護臺商工廠內工人權益時，他們的角色非常積極主動。2002年1月，胡志明市臺灣代表處的官員跟着我們一起去訪問該工會，在訪談中，該市工會的副主席毫不客氣地對臺灣代表處官員表達他們的不滿。該副主席說，過去幾年他們跟韓國的外交單位合作，努力改善韓國廠商管理上的問題，但是臺灣代表處卻從沒跟他們聯絡過，會議結束時，雙方甚至有點爭執。在一旁參與採訪的勞動報記者後來也加入控訴的行列，隔日該報則刊登了此次的拜會，並且說臺灣官員答應盡快改善臺商工廠勞動條件惡劣的問題。（Viet Nam News, 2002）事隔幾日，我們接到臺灣官員的訊息，說他們已經開始跟胡志明市的工會合作，希望改善臺商廠內的勞動人權問題。[15] 這裏可以看出，假如我們對於「中介國」的政府施壓，是可以得到一些效果的。

相較於越南，各級的中國官員卻小心翼翼地避免去得罪臺商，也不會去指責臺商不當的勞動管理行為。當然更不用說中國的工會可能請臺灣官員來討論此問題。就其他方面來看，越南的工會也比中國工會更加強調自己是代表了工人的利益。一位越南工會幹部告訴我們，假如工人無法在廠內解決其問題，他們可以找地區工會解決；但是在中國，工人通常是去找地方政府的勞動廳或地方政府單位，很少去找工會的，這也反映出中國工會積弱不振的現象。

越南某些地方層級的工會非常活躍。胡志明市北邊的同奈省工會(Dong Nai)，就發展出一套提高工人勞動意識的方法。透過該省勞務服務公司找到工作的工人，必須去參加一天的講習，學習有關越南勞動法的基本內容。而受訪談的一些工人，都認為這樣的課程對他們非常有用。他們所認識到的勞動法，基本上就比中國的勞工來的多許多，前面也說過，許多中國工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基本工資跟法定工時是多少，也因此比較容易遭受到剝削。由此觀之，官方工會的介入，也會對工人的權益意識有所影響。

但也不是工會努力就必然保證成功。越南的勞動條件基本上是三方所協商出來：工會、雇主團體（親外資的團體）與政府勞動部門。過去幾年雇主團體強力遊說政府，希望加班時數能夠從每年的最多200小時增加到400小時，但工會團體極力反對，最後妥協的結果是300小時。拉鋸的過程中，工會並沒辦法贏過雇主團體的力量，而且也沒有國外的團體聲援，所以政府部門就比較容易屈服在雇主團體的壓力下。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也一樣，許多法令規章的更改，都是受到雇主團體壓力而改的，而國際團體也很少或甚至沒有聲援。

因為工會是黨體系下的官僚組織，因此中央政策的變動也會影響到地方工會。陳佩華曾在90年代中期進行越南勞動團聯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比較研究，他得到一個結論：兩國工會當時已經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1990年代中幾次的勞動法、工會法與工會會章的修訂，使得越南勞動團聯從共產黨處得到更大的自主權，可以進行一些保障工人的作為與措施。產業與職業工會的功能逐漸強化，這也使得他們逐漸脫離親資方的地方政府控制。在國際的層面上，越南勞動團聯可以參加國際勞動組織，可以接受國際上的財務與技術援助。越南的勞動法對於勞工權益的規定非常詳盡，違規事項也訂得相當明確，這使得在執行時容易許多。越南工會法裏頭相當重要的一條規定是第155條第3款：全職工會員工，其薪資是由工會基金給付 (Labor Law and Ordinance on the Procedure of Settling Disputes on Labor, 1996) 。當外資工廠的工會參與率超過70％時，那麼該廠內工會要在財務上自主也就比較可能；反觀中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工會的幹部薪資還是來自於管理方。就這幾個方面來看，中國是遠遠落於越南之後。

越南勞動團聯在國際勞動組織的活動自由度，以及產業工會的力量，可以從國際紡織成衣皮革工人聯盟（the International Garment, Textile and Leather Workers Federation，IGTLWF）在2002年1月於新加坡舉辦的跨國工作坊看出。這次工作坊的目標是希望來自越南、印尼與臺灣的工會，能夠與世界最大的品牌製鞋公司寶成簽訂一個國際架構協議，也就是類似簽訂一個國際的「集體合同」。陳佩華參加了此工作坊，他看到越南的工會毫不猶豫就答應要簽署，但來自臺灣與印尼的工會就很猶豫不決。代表越南勞動團聯來的是越南產業總工會的副主席，該工會是1997年為了強化產業工會的力量，而將大大小小不同產業的工人重組形成的工會。(Chan & Norlund, 1998: p. 193) 這位副主席可以爽快地答應簽署此國際協定，而不需要回去請示越南勞動團聯或黨的意見，顯示了他本身具有的獨立程度。雖然寶成重要的生產基地是在中國（1999年的181條生產線中，131條是在中國[16] ），但中華全國總工會並沒被邀請，因為IGTLWF不承認它，所以沒有來自中國的代表。假如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在現場的話，我們相信它也不太可能不回去請示上級就直接答應簽署此協定。在該工作坊中，越南工會代表對於國際的「企業社會責任」議題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而且也願意以工會的角色來參與這場討論。相反地，在中國廣州，由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紐約的一家NGO組織，核發證書給符合其勞動條件的公司）所主辦的一場工作坊中，一名與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對此議題完全沒有任何概念，連一些基本的勞動法問題，例如加班時數是多少才合法，也都答不出來。[17] 這些事情都在在可以看出，一度曾經遭孤立的越南工會團體，由於他們開放的態度，進入國際勞動組織社群後，已經開始對其勞工運動產生正面的影響，而中國工會則仍在孤立與被孤立當中，無法取得如此的成果。[18]

五國家的角色

只要越南勞動團聯與中華全國總工會都還是一黨獨大下的社會主義工會，它們就是國家機關的一環。所以上述越南勞動團聯的一些政策與實踐，基本上也反映了越南共黨與政府的立場。回到我們的全球生產鏈模型，我們指出外資接受國其實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如上面所述，越南工人跟中國工人比較起來，受到剝削的程度低許多，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越南勞動團聯有更大的自主權來保障工人權利。此外，越南政府與工會跟國際接軌情形較佳，願意跟國際對話，討論勞動標準問題。在西方反血汗工廠運動之際，越南工會也趁此時，開始轉換其政策方向：努力提升勞動條件，而不是去跟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競爭「廉價」勞動力。越南政府與工會已經公開呼籲越南的工廠盡量去取得SA8000認證（這是西方多國籍企業逐漸認可的一項跨國勞動標準認證，由SAI核發）。 [19]2002年的時候，越南政府同意參加一個由美國國務院支持的計劃，與SAI合作以便改善越南工廠內的勞動標準。

柬埔寨比越南走得更前面。1999年的時候，它跟美國簽訂美─柬紡織品協定，在此協定下，假如柬埔寨可以「實質地執行其勞動法」，那麼美國將會增加配額給柬埔寨，當成是紅利。(Sayres, 2002: p. 12) 由於國際勞動組織（ILO）是監督此計劃的單位，因此給了此計劃更大的正當性。有一名評論者就這麼說：「在柬埔寨執行這樣的計劃，對於企業形象敏感的跨國企業來說，如果在那裏投資，將可以讓自己避免沾惹上血汗工廠的污點，此時柬埔寨變成這些製造商避免抨擊的避風港，也同時為柬埔寨帶來好處」。(Kazmin, 2002) 不過越南並不願意以國對國的方式而將貿易與勞動人權掛勾，而是希望透過NGO的方式來進行。

可能是影響所及，泰國政府在2003年3月宣布，為了對抗勞動條件「向下沈淪」的趨勢，決定拿出500萬美元，用來宣傳SA8000的認證取得，以及遵守其他自願性的勞動標準、生產準則。泰國政府如此做，「是希望透過勞動標準的提高來保障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一席之地，並且增加出口」。而這個計劃希望在2003年內，能夠讓200家的工廠取得此認證。此外，泰國政府最近也將每週加班時數，從原先的36小時降低至12小時。（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 SA8000, 2003）

在中國方面，則是一直把任何批評勞動的意見視為干涉內政，把這樣的批評當成新的保護主義看待。 (Li, 2000) 中國對於勞動標準的批評相當敏感，凡是此類批評都被當成是對中國人權的批評，也因而堅決反對提到此方面的任何事情。中國的報紙對於臺商工廠的勞動狀況，常常有詳細的報導，但是卻很少報導反血汗工廠運動以及在中國土地上逐漸增多的臺商工廠勞動監督。假如繼續如此掩耳盜鈴，那就表示中國仍希望繼續透過低工資、惡劣勞動條件，作為它的發展策略，以便吸引外資，擴大外銷市場；如此一來，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形下，中國政府也就不會去思考另外的勞動政策。

六運動策略與建議

在本文中，我們論述了臺商在不同的投資國家中，為何會有不同的管理行為；我們認為，資本來源國在勞動關係上，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臺灣在全世界的代表處很清楚知道臺商在海外的名聲，這就如我們在胡志明市所碰到的臺灣官員一樣，他們對於臺商的勞動問題也非常敏感。在紐約的臺北辦事處，當NGO與工會代表聚集抗議臺商在尼加拉瓜惡劣的行徑時，他們也表達了歉意。(Ross and Kernaghan, 2000; Perrin, 2001; 劉格正, 2000)[20]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跟韓國都希望提升他們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因此國際輿論可以給他們相當的壓力。2000年8月，在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要求下，美國的48位眾議員簽署一份聲明，希望臺灣當局重視尼加拉瓜臺商違反勞動人權的事情；另外五位眾議員則寫信給臺灣陳水扁總統，提醒他能夠重視此事，臺灣當局也因而開始注意到此事的嚴重性。臺灣的勞動團體例如勞陣、全產總在11月時也聚集到臺灣的外交部抗議，並且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要求臺灣政府嚴格監督年興在尼加拉瓜的勞動記錄。12月時，在美國的臺北辦事處立刻發表一份聲明，「建議重新雇用之前被解雇的12名工會幹部」。2001年1月，尼加拉瓜工會工人開始可以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由此可知，對「中介國」施壓跟對西方的品牌公司施壓，是同等重要。也因此在全球生產鏈中的中介國，應該是可以成為一個施壓的重點，就如圖1所示，而他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過去的運動中也常常被NGO與社運人士所忽略。

Diagram to be inserted

圖1 修正的全球生產鏈模型

圖1是我們所畫出的模型，其中顯示出西方反血汗運動所忽視的環節。虛線表示對中介國工廠的可能壓力來源，這是因為他們直接管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也因此我們想改變他們的管理行為。他們在不同國家所表現出的不同管理行為，也就表示了其管理行為是考量了在地國的政策而進行的勞資管理，所以在地國的政策也可以影響其勞動管理。

從越南與中國的比較也可以發現，另一個重要的角色來自在地國的總工會。我們可以看到越南勞動團聯在保護工人方面的努力與空間，而且也有許多的國際交流，但是中國總工會因為AFL─CIO的抵制，無法與世界接軌。協助這些社會主義轉型國家的工會，提高其自主性與跨國合作聯繫，會有許多好處。過去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會是國家機關的一環，主要扮演福利提供者的角色，但現在他們急需透過國際的工會組織，開始學習如何在工廠內運作。例如中國已經合法化集體合同，但即使是有志於工會運動的幹部，也仍然不清楚如何進行這樣的法律過程。現在外國已經可以提供中國工會相關的技術支援，例如ILO與德國工會正在提供團體協商與其他事務的訓練課程。這樣的努力，假以時日，是會開花結果的，就如我們在越南所看到的例子。

圖1看到的第三類國家，是那些商品進口國。例如美國國務院在跟柬埔寨與越南談判相關的勞動事宜時，可以跟雙邊的貿易議題結合起來。反血汗工廠運動也應該對其所在國進行壓力與遊說，以便改善商品出口國家的勞動人權，這就如我們在越南所看到的，美國的介入使得越南逐漸注意到這樣的議題，並且願意採取NGO的勞動標準。

不管動機如何，越南政府在與美國談判中所同意的一些事項，代表了他們開始採取新的吸引外資與擴張出口市場的思考策略，這樣的策略扭轉過去不斷向下沈淪的發展策略。或許有些人認為，這只不過是越南為了能夠增加它在美國的紡織品出口，而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姿態。[21] 即使如此，這也代表了來自國外的壓力，仍會鼓勵在地國去改善他們的勞動人權。事實證明，在越南政府與工會中，已經有某些人或制度存在，讓他們可以更容易接受外來的壓力，並且轉化成為保護工人的國家政策。在中國，雖然那些為勞動人權進行鬥爭的人，影響力可能不大，但也並非沒有，否則就不會有過去修訂勞動法以提高勞動人權的狀況出現。海外適當的壓力與貿易誘因，可以讓中國像越南一樣，在政府與工會內部召喚起進步的元素，進而對勞動人權有所改善。

我們可以說，越南、柬埔寨與泰國願意在他們的國內提高勞動人權標準，這是全球勞動條件向下沈淪的一個逆轉訊息。不過這三位大衛 (Davids)，假如想對抗巨人歌利亞(Goliath)中國的廉價勞動競爭，還不知是否會成功？即使他們希望建立南方世界的勞動新標準，但不知是否可以抵擋住中國在世界上廉價勞動的競爭。我們也談到，即使有越南勞動團聯的強力反對，但越南政府還是屈服於雇主團體的壓力，而將加班工時從200小時提高到300小時；其次，在面對全球低工資的競爭（特別是中國），越南如何避免勞動條件的惡化呢？越南最後一個可能的困境是，它目前尚未是WTO會員，也因此當2005年WTO會員國之間完全取消多邊纖維進口障礙後，越南可能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也因此在跟中國的競爭上，更加不利。 (Sayres, 2002)

臺灣的學者與工運人士陳信行以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的跨國勞工運動為例，得出兩點結論為：一、宣布民族國家已經死亡，言之過早；二、各種「全球公民社會」的新興力量、組織與機構還沒辦法擔負起民族國家所具有的功能與角色。（2003）這樣的結論，剛好支持了本文的論點：我們必須把國家的角色帶回來，而非一味依賴針對企業的抗爭運動。目前的反血汗工廠運動，因為只聚焦於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因此有它的侷限性，除非此運動把國家帶回全球的生產鏈中，這裏所謂的國家，不僅僅是它們自己的國家，還包含了在地國政府、工會與中介國，否則成果可能只是片段零碎的，勞動條件也可能不斷往下沈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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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生產鏈中的失落環節

三 臺灣：從NIC到中介國

五 國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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