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

Social Stratification, Vietnamese Partners Migration and Taiwan Labour Market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20013月,頁99-127

 

 

 

 

摘要

 

本文探討在當前的國際勞動力移動潮流下,另外一種形式的跨國勞動力移動,也就是跨國婚姻所造成的女性勞動力移動。來台灣的移民包含了兩類,一種是「外籍勞工」,另外一類則是因為台灣的社會階層化而造成的跨國婚姻移民。這樣的婚姻移民會影響到台灣本身的勞動市場,本文認為外籍新娘在台灣的勞動市場一方面扮演了全國經濟的補充性勞動力,另方面則扮演了新生勞動力再生產的角色。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brides and grooms in the cross-border marriages in Taiwan. In addi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roles of newly arrived migrant partners are important in Taiwan’s labour market and in-house service market. The phenomenon of mass female migrant partners from Southeast 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hat Taiwan society deals with labour shortage and population ageing problem.

 

關鍵字:跨國婚姻、勞動力移動、家庭勞務、勞動市場、社會階層化、越南

Keywords: migrant partner, labour migration, domestic service, labour market, social stratification, Vietnam

 

 

前言

在世紀末全球化的波濤中,其中的一個潮流是國際勞動力的移動。據統計,全世界接受與送出移民的國家,從1970年的64國增加到1990100 ILO, 1999)。對於這個勞動力移動的現象,已有國內有不同學者從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角度來談(Tsay, 1992; Tsai and Tsay, 2000; 曾嬿芬,1997;夏曉鵑,2000)

 

在另一方面,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逐漸出現「跨國婚姻」的現象,包括日本、台灣都出現大量的跨國聯姻情況,許多東南亞與中國的女性嫁到台灣、日本與韓國。這樣的人口流動引起了廣泛的注意。為何會產生大量的國際婚姻呢?這些研究都討論到了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農村地區的男子在找尋婚姻對象時有困難,因此必須向國外找尋對象(佐藤隆夫,1989Ishii1996;嘉本伊都子,1997;田 淳子,1998;夏曉鵑,2000)

 

我們對另外一個問題更感興趣:由於這群年輕女性是屬於勞動力的一部份,他們的流動對於婚姻移民接受國的勞動市場有何影響呢?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完整的探討,英文的文獻上也幾乎沒看到。因此本文試圖結合兩者:國際婚姻移民與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探討移民到台灣的外籍新娘,他們在整體勞動市場的角色。由於過去相關研究資料的欠缺,本文只能算是一個初步的研究報告,希望在有限的資料內探討兩個問題:外籍新娘在台灣勞動市場的情況,以及他們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情況。我們的基本論點為:台灣過去的社會階層化結果,造成部分台灣男性必須往國外尋求配偶;而這些新移入的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剛好適當地補充了勞動力在正式的勞動市場與非正式的家庭勞務之工作。

 

本文的撰寫結構如下:我們先討論國際移民、工作與性別的問題,接著探討越南新娘、台灣新郎的社會階層背景,接著討論越南新娘的在整體勞動市場與家庭中的角色,希望從這樣的調查資料中,看出婚姻移民對於國內可能的影響。

 

本文主要的資料來自於兩個部份的調查。1998年十二月在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鴻毅旅行社的贊助下,我們進行了一份大規模的問卷寄送,主要針對在台灣越南新娘的生活狀況作簡單的調查。問卷設計是根據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想知道的問題來設計,先以中文設計問卷,然後請越南方面的人來翻譯成越南文。這份問卷是以越南文來問的,在寄送的13,296份問卷中,截止199932日為止,我們回收了398份,回收率為2.93%。[1]我們寄出問卷的時間為:1998/12/9 寄出7,700件;1998/12/10寄出5,192件;1999/1/11寄出404件,而目前的這份問卷的統計分析,是依據19993/2日之前的回收有效問卷來分析。

 

第二份資料,是我們修改了部份的「1996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第三期第二次」問卷[2],翻譯成越南文,然後進行五十五位越南新娘的面訪[3]。由兩位留學台灣的越南學生進行此訪談工作,訪談的地點在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大廳以越南語進行訪談。這份資料可以拿來跟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資料進行對比,看看台灣新娘與越南新娘之間是否有差異,以便理解到底越南新娘的狀況是因為他們位處於台灣社會而造成的,還是普遍的台灣婦女現象。

 

一、國際移民、工作與性別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1995年全世界的移民人數約有八千萬到一億人口左右,其中因為經濟性因素而跨國移民的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至四千二百萬人,而因為家庭團聚的依賴移民人口(dependents) [4]約為四千四百萬至五千五百萬人(ILO, 1999c)。

 

以地區別來看,歐洲與非洲、北美洲是人口移動最頻繁的區域,尤其是歐洲,經濟人口移民的人數約佔全球經濟人口移民的三分之一。亞洲的移民現象是新近發生的,人數並不多,總數加起來(含經濟與依賴人口)也不過五百萬到七百萬而已。

 

表一是對移民的某種分類,這是依據接受國的移民主要目的來區分(Lee19963)。若是根據這種分類,台灣的移民是「永久移民」與「契約工」兩種混合體,因為一方面政府的「外勞政策」以契約工為主,只准東南亞的外勞在台灣停留一定期間;但是在依賴人口的移民方面,卻是採取非常放任的態度,也就是允許台灣國民迎娶外籍新娘,並且對於此類別的移民不加以任何人數限制(除了大陸新娘之外)。這樣的政策看似矛盾,但若是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角度來看,那麼就沒問題,因為「契約工」是補充暫時性的勞動力不足,而永久移民是解決長期勞動力老化的困境,特別是年輕女性移民對此問題解決特別有幫助。

 

 

表一  當代國際移民的分類

 

類型

主計畫

次計畫

例子

永久移民

移民

勞動

美國、加拿大、澳洲:

主要以移民為主,但也有短期的季節性勞工移民

長期居留

勞動

居留

法國、瑞典、香港:

例如在香港工作的中國人雖然是以工作為主,但長期下來卻變成當地的永久居民

契約工

勞動

勞動

中東、德國、新加坡:

嚴格管制短期勞工的移動

族群移民或新進移民

移民或勞動

日本:主要指被強迫到日本工作的韓國人

資料來源:Lee (19963)

 

 

亞洲地區的勞動力移動數目不及其他地區,但近十年來的經濟成長使得此地區的勞動力移動逐漸增加。經歷戰後四十年快速發展的東亞四小龍與日本,在1980年代逐漸發生勞動力不足的現象,使得亞洲區域間的人員流動加速。這種因為經濟差異而產生的勞動力移動,可以從表二看出。

 

我們從這張表可以看出兩點意義:一、勞工的輸出入跟一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有絕對關係,高所得國家是勞工的接受國,而低所得的國家,則是勞工送出國,但是像馬來西亞與泰國,所得介在兩組中間,所以一方面他們本國的勞工往高所得的國家工作,但是他們鄰近的低所得國家勞工卻往這兩個國家移動,同時兼具了接受與送出的身份。所以1990年代以來東亞的勞動力移動,主要還是以經濟的力量為驅動力。

 

二、就勞動人口佔總人口比重來看,勞工接受國的百分比比較高,而送出國的比重較低。這是顯示兩組國家的人口年齡層分佈不同,接受國的人口結構會逐漸老化,而送出國的依賴人口逐漸減少(也就是送出國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口會增加)。假如這些勞工送出國的經濟成長無法吸收這些新增的勞動人口,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勞工輸出變成解決問題的一條路。另一方面,勞工接受國的勞動人口不斷減少,也必須有新的勞動力來補充,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假如國際間的所得不平等差距仍大,那麼這樣的跨國勞工移動將會繼續下去。

 

 

 

表二 東亞各國的人力發展指標

 

 

每人平均GNP (1995)*

人力發展指標排序**

1998年中人口(千人)*

年增率(%)*

工作年齡人口(%, 15-64歲)+

移動人口年齡(%, 15-34歲)+

2020年人口推估(千人)*

 

 

 

 

 

1995

2050

1995

2050

 

勞工接受國

汶來

9,386

35

325

3.1

62.8

62.8

35.2

26

428

香港

22,990

25

6,700

3

70.7

52.6

33.1

19.3

6,543

日本

39,640

8

126,380

0.2

69.6

54.1

28.3

20.4

123,809

新加坡

26,730

28

3,929

1.2

70.5

58.9

34.5

24.4

4,280

台灣

11,280

 

21,894

0.8

68.6

61.2 #

35.7

23.6#

25,025

 

 

 

 

 

 

 

 

 

 

接受兼送出國

馬來西亞

3,890

60

22,174

2.3

58.1

65.3

33.9

26.8

29,787

泰國

2,740

59

-61,201

1

66.7

61.6

39.5

24.3

70,503

 

 

 

 

 

 

 

 

 

 

勞工送出國

柬埔寨

270

140

11,662

2.4

52.4

68.7

32.1

29.1

19,295

印尼

980

96

204,336

1.4

62.7

64.2

37.3

26.5

263,802

寮國

350

136

5,354

3

52.2

68.7

31.6

30.4

9,339

緬甸

765

131

47,602

1.8

58.5

66.9

36.5

27.1

64,319

菲律賓

1,050

98

72,070

2

58.3

66.1

35.2

27

99,948

越南

240

122

78,925

1.8

57.8

66.9

36.9

26.5

104,170

 

 

 

 

 

 

 

 

 

 

孟加拉

240

147

124,178

1.6

57.5

66.5

34.1

26.7

104,170

巴基斯坦

460

138

141,680

2.7

52.7

67.5

33.9

28.8

247,802

斯里蘭卡

700

90

18,459

1

63.5

61.7

35.5

25

23,072

資料來源:蔡青龍(199916, 表二)

 

 

1980年代末期的泡沫經濟,造成台灣勞動力的嚴重不足,雖然民間有引進外勞的聲音,但是直到1992年勞委會才開放外勞進口。主要引進的外勞,以菲律賓、泰國佔最大比例,馬來西亞則逐年減少,因為馬來西亞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漸縮小。

 

就行業別來看,家庭看護與幫傭佔了最高比例(24%),其次是製造業中的電子電機產業(16.5%)與紡織業(11.6%)。在政府政策調節下,以家庭幫傭身分來台工作的外勞人數近年遞減,但外籍監護工快速成長。在八十六年底有兩萬六千多人,八十七年底為四萬一千多人,到了今年十月,已有六萬兩千三百多人,而根據勞委會本身的估計,這些外籍監護工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被雇主指派去從事與監護工作不合的工作(中國時報,1999/12/29)。

 

製造業需要外籍勞工,顯示台灣基層勞動力的不足,但是家庭監護工與幫傭佔了如此高的比重(分別為21.4%2.6%),顯示了台灣在家庭照護方面的不足,這種不足包含了傳統家庭勞務漸漸市場化,老人安養照護福利設施的不足、雙薪家庭無法照顧幼兒、、、等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台灣並不是以國家的力量來解決,反而是以國際勞動力市場的流通來解決。

 

就家庭幫傭來看,勞委會對於外籍幫傭開放的理由是:「基於當前社會發展需要,夫妻均工作而有未滿六歲之子女或年滿75歲以上親屬之家庭得優先申請核配外籍家庭幫傭」(勞委會職訓局,1999a)。因此這一類的家庭幫傭可以說是提供了台灣中產階級以上的婦女一個「家庭勞務市場化」的管道,讓這群婦女可以擺脫家庭勞務的束縛而進入勞動市場工作。但是對於無法負擔起這筆龐大費用的中下階層,開放外籍幫傭並沒有把這群人從家庭勞務的工作中解放出來,他們仍然要承擔大部分的家庭勞務。換言之,第三世界的婦女幫助中上階層的台灣婦女從家庭勞務中解放出來,但這卻無助於性別不平等以及階級不平等的解放(Huang et al1996489)。

 

以前的移民婦女多半是伴隨著「家庭團聚」而來,但是最近根據ILO的估計,女性勞工已經佔現今世界全部移民勞工的48 (ILO1999)。在台灣,家庭幫傭與監護工基本上都是女性,而製造業方面也有聘用女性操作員的,例如20001115日第一批來台工作的越南勞工,就是越南女性。

 

但是在台灣,除了這些短期移動的外國女性勞工外,還有另外一類的女性移民,也就是「家庭團聚」的移民。前面提到,家庭幫傭的人數逐年在降低,但另方面我們看到的卻是外籍新娘人數逐年上升,這一類的人數也是國際移民的一部份,因此他們的到來,不僅只是人口的移動影響而已,還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

 

婚姻市場跟勞動市場有平行的相似性:婚姻市場是社會再生產體系,勞力市場是生產體系(Brown1996128),只不過在國際的婚姻市場上,他與國家的政策、生產的社會關係息息相關(Huang et al1996488),因此假如就外籍新娘的角色來看,他不僅滿足了整體社會的再生產,也同時滿足了全社會的生產體系。前者是指他們在生育、為人妻母、媳婦方面的角色,而後者則是指他們填補社會生產體系不足之處,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以彌補勞動市場上勞動力的不足,以下本文就是從這兩個面向(生產與再生產)來談外籍新娘在台灣的角色。

 

二、台灣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的社會階層背景

根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到2000年12月底的統計,核發國人之東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數量在過去六年多的期間,已經超過八萬人(參見表三)。至於大陸新娘,根據陸委會的統計,迄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已核配7,770人,尚有27,317人等待配額,也就是有三萬四千名左右(陸委會,1999)。若是加上1994年前的統計,以及2000年的人數,迄今可能已經有超過十二萬名的外籍新娘(含大陸新娘)。

 

表三              核發國人之東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統計表     單位:人

國名

期間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緬

新加坡

越南

總計

1994,1-12

2,247

55

1,183

870

14

530

4,899

1995,1-12

2,409

86

1,757

1,301

52

1,969

7,574

1996,1-12

2,950

73

2,085

1,973

18

4,113

11,212

1997,1-12

2,464

96

2,128

2,211

50

9,060

16,009

1998,1-12

2,331

102

544

1,173

85

4,644

8,879

1999,1-12

3,643

106

603

1,230

12

6790

12,384

2000,1-12

3,643

65

487

1,259

3

12,327

19,397

合計

19,687

583

8,787

10,017

234

39,433

80,354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核發國人之東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數量統計表

 

 

扣除掉大陸新娘,東南亞來的外籍新娘所來自的地區,在過去幾年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1994-96期間,主要的外籍新娘來自印尼與菲律賓,但是之後,越南新娘後來居上,1997年之後幾乎就是越南新娘的天下了。根據此表計算,越南新娘佔所有外籍新娘的49%,到目前(2001年三月)為止,已經有超過四萬名的越南新娘,比例快將近一半了。也因為越南新娘在整體外籍新娘中所佔的比重相當高,因此我們希望以此族群為首先的調查對象。以下是我們調查的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的一些基本資料。

 

在描述我們兩份問卷的基本資料時,我們會不斷根跟外交部在19951月到19984月的普查資料(共10,670對),以及蕭昭娟的田野調查資料來進行對比,假如這幾份資料都有一致性類型的話,表示我們問卷的可信度高,即使第一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只有3%而已。而所謂的社會階層變項,我們以教育、職業與居住地作為區別變項。[5]

 

2.1 越南新娘的社會階層背景

 

根據外交部的資料顯示,越南新娘的平均年齡為25.2[6],比我們調查的資料(26.7歲)約年輕1.5歲,這可以解釋為,外交部面談越南新娘的時間是他們剛剛結婚,必須取得簽證才能來台灣;而我們的受訪者都是已經住在台灣了,因此這年齡的差異可以視為越南新娘面談與來台灣之間的時間落差。我們這份資料顯示(見表四),這群受訪者來台灣已經2.2年,所以外交部的資料若加上2.2年,就是27.4歲,相差不遠。至於我們在1999年十月到十一月所進行的調查,平均年齡為25.4歲,最大年齡39歲,最低19歲,他們平均結婚的時間為2.1年,因此第二次調查的年齡層算是最低。

 

這群越南新娘有一半左右的人都是在二十五歲以下,超過三十五歲的非常少,這跟我們的印象差不多,也就是台灣人多半娶年輕的外籍新娘。他們的教育水準大部分是初中以下,佔了約八成,這樣的教育水準跟台灣的比較起來,當然相差很大[7]。第二次的調查,他們的平均教育年數為7.1年,也就是大概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根據1992年在越南進行的調查,越南女性的平均教育年數為7.8(Moock, 1998: 9),但這個樣本資料包含了所有年齡層的女性教育年數,假如扣除掉老一輩的資料,想必教育年數會增加許多,也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嫁來台灣的越南新娘,他們的教育程度並不高。

 

跟我們原先預期不同的是,大部分嫁來台灣的越南新娘並非華裔的女性,有四分之三是越南人。1999年的五十五名新娘中,其中78%的父親是越南人,父親是華人的為22%[8],跟前一個調查差不多。這種現象跟夏曉鵑所研究的印尼新娘情形不太一樣,她的研究發現,多數嫁來台灣的印尼新娘是華裔的(1997)

 

當然,就人口比例來看,四分之一的華人新娘算是相當高的,因為根據Khanh 的估計,在越南約有九十六萬的華人,佔全體人口比例1.5%,其中54.5%居住在胡志明市 (Khanh, 1993:26-27),而根據另外的一份1998年調查,華人也只佔全部人口比重為2.0(Glewwe, 2000: 39)。就我的三百多份樣本來分析,52.5%的新娘來自胡志明市,來自其周邊的省分如同奈、西寧、隆安等省分也很多,可以說,幾乎都是來自南越。北越來的新娘是最近一年才漸漸有,主要來自海防。我們第二次的調查也是一樣的情形,有54.5%的人來自胡志明市[9]

 

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根據第一次的調查,越南裔的新娘,他們的教育水準在統計上顯著高於華裔的新娘,而娶越南裔的台灣郎,他們的教育水準也顯著高於娶華裔的[10]。第二次的調查也是一樣的結果:越南裔的平均教育年數為7.7年,華裔的為4.8年,統計上有顯著的差異[11]

 

 

表四  越南新娘的社會階層背景資料

 

年齡

 

< 25

26-30

31-35

36-40

> 40

49%

32%

11%

6%

2%

平均數:26.7

教育

 

未受過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專

1%

37%

41%

20%

0.5%

 

族群

 

越南裔

華裔

73%

27%

 

資料來源:根據1998-99的第一次問卷調查得到的資料。

 

2.2 台灣新郎的社會階層背景

 

我們兩個樣本的台灣新郎基本資料,跟外交部的也不會相差太多,外交部的普查新郎平均年齡為36.3歲,,若加上2.2年,那麼就很接近我們第一次樣本的38.4歲。1999年十月的調查,新郎的年齡平均為38.8歲(最小25歲,最大65歲),也跟第一次的調查接近。而根據蕭昭娟對於彰化社頭鄉的研究,該地區的臺灣新郎集中在30-39歲,佔了全部的65%,我們樣本在此年齡層的比例為63.7%,相當接近(蕭昭娟,200025)。

 

跟新娘的年齡相較,他們約比越南新娘大了一輪十二年。他們大部分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與高中職,念大專的比例約8.7%,比1996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所得到的數據26.3%低很多[12]。外交部的資料顯示台灣郎的教育程度更低,有43%的新郎只有初中畢業,而高中畢業的只有28%。第二次的調查顯示,這群新郎的教育年數平均為9.8年,也就是剛好國中畢業,接受一點高中職的教育,48%的人為初中畢業,26%的人高中職畢業,大專以上畢業的只有8%。所以我們可以推論,這群台灣郎的教育程度在整個台灣社會中並不算高。

 

基本上,教育可以相當程度解釋一個人的職業聲望,而且一個人的第一份工作職業聲望與後來的工作職業聲望不會有差異 (Wang, 2001),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這些新郎的職業聲望不會太高。在職業方面的分佈,第二次的調查顯示,這些新郎的工作集中在工人、司機、自營商與農民,只有一名是經理。蕭昭娟的調查也發現,社頭鄉的臺灣新郎工作集中在工廠工作,其次是開雜貨店、檳榔店等攤販,以及農民(蕭昭娟,200026)。這樣的職業結構跟他們的教育程度吻合。

 

另外必須提到的一點是,外交部資料中,有20%左右的越南新娘教育程度高於台灣郎,而在我的第一次調查中,有18%的新娘,其教育程度高於台灣郎。而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顯示,只有11%的太太教育程度高於先生[13],這裡也可看出娶越南新娘的台灣郎,在教育上的劣勢。

 

在籍貫的分佈上,以閩南人居多,高達80.9%,客家族群則為11.6%,外省族群為2.4%,遠低於他們在全台灣人口的比重;原住民娶越南新娘的比重也高於他的人口分佈,為5.1%[14]。在第二次的調查中,有高達11%的人不知道他的先生省籍。在知道的部份,閩南人佔了88%,客家人4.1%,外省人2.0%,原住民6.1%

 

根據我們的統計資料(迄1998年底,有效樣本為6,089人),居住在兩個直轄市以及五個省轄市(基隆、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市)的越南新娘,佔全部越南新娘比率的19.4%,低於這幾個都市的戶籍數目佔全國戶籍數比重33.7%(內政部戶政司,1999b),顯然這些台灣郎還是有比較高的比例從所得比較低的地區來,如三重、新莊、三峽、屏東等地[15]

 

表五 台灣新郎的社會階層背景資料

 

年齡

 

< 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0

0.8%

7.4%

30.5%

33.2%

15.1%

6.4%

6.6%

平均數: 38.4

教育

 

未受過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專

0.6%

21.1%

34.6%

35.1%

8.7%

 

族群

 

閩南

客家

外省

原住民

80.9%

11.6%

2.4%

5.1%

 

資料來源:根據1998-99的第一次問卷調查得到的資料。

 

 

因此不管從教育背景、職業聲望、居住區域來看,這些取越南新娘的台灣郎,在台灣的社會中,算是屬於比較弱勢的一群。也或許由於這樣的社經背景,這些新郎在台灣要娶到新娘可能有困難,所以必須向外發展。蕭昭娟的論文也發現,社頭鄉的新郎教育程度比平均的教育程度低,而年紀較輕的社頭鄉女性教育程度又比臺灣新郎的教育程度高,若從「婚姻坡度」的角度來解釋,這群臺灣新郎在娶太太方面可能有困難(蕭昭娟,200026)。

此外,根據內政部(1999a)的統計,男女未婚的性比例,在三十歲的年齡層非常高,平均是一個未婚女性對兩個未婚男性,也就是這個年齡層的男性要娶到同樣年齡層的女性機率只有二分之一。若是在婚姻市場的條件不好,那麼往外發展變成另外一條可供選擇的路。

 

2.3 認識交往的管道

根據負責越南新娘來台簽證面談的一位外交部官員說,每當他們問越南新娘如何認識時,越南新娘總是有標準答案:自己認識的。這位官員說,這樣的回答是仲介業者教他們的,他相信大部份的新娘是仲介介紹認識的。

 

但是我們第一次的調查結果顯示,53%的人說他們是朋友介紹而認識台灣先生的,34%的人說是自己認識的,只有11%說是透過仲介而認識的。這樣的調查結果跟我們一般的想法有相當大的差距,因為我們總是認為透過仲介而認識的情況較多。在第二次的調查中,我們再仔細區分是哪些親戚朋友介紹的。透過仲介的提高為22.6%。說是自己認識先生的比例只有15%,但是親戚朋友介紹的比重升到62.3%,其中最重要的管道是在越南的越南朋友(22.6%)與在越南的台灣朋友(15.1%)介紹的;其次才是在台灣的越南親戚(11.3%)。由於這兩次的調查結果算是相當一致,也就是親戚朋友是介紹雙方認識的重要媒介,因此我們無須誇大仲介業者在跨國婚姻上面的角色。在蕭昭娟的調查中也發現,很多所謂的「仲介」,實際上是自己的親朋好友在做仲介,這樣的角色就是混合著商業利益與感情關係。此外,我們資料也顯示了台商在當地投資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就是在越南工作的台灣人認識了當地的人,進而擴大接觸層面,使得越南女子與台灣男子有相互認識的媒介。

 

我們第二次的調查顯示,在嫁過來的時候,有四分之三的新娘說他們的越南家人有拿到台灣先生給的聘金,平均金額為二千美金左右(29,005,769越南盾),這跟我們一般聽到的仲介業者說法一致,大概都是在兩千美元到三千美元之間的聘金,不過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受訪者說他們沒有拿到聘金。一般而言,婚姻仲介要求三十五萬左右的費用,其中包含了聘金約五萬到十萬台幣;在比較雙方家庭經濟差異時,有60%的越南新娘人回答「男方家的經濟狀況比女方家好」,只有一人回答自己家比先生家好很多,那是因為先生為司機。有27%的人說差不多。另外11%的人說不知道雙方家庭經濟的差異,不過這些人都拿了聘金。所以這樣的資料顯示,即使台灣郎在台灣的社會中,是屬於比較中下的階層,但是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相較於越南新娘而言仍是較優渥的,也因此在國際的婚姻市場上,台灣郎可以具有相對優勢。

 

三、經濟生產過程中的外籍新娘

那麼這群越南新娘在台灣的社會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呢?我們先談「有工資的勞動」。由於這群越南新娘都很年輕,所以是官方統計上整體勞動力的一部份。若是就勞動參與率來看的話,台灣1998年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5.6%(主計處,1999)。1998年越南的全國勞動參與率(十五歲以上勞動人口)為71.43%,而全國的勞動人口一半左右是女性,所以可以說越南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非常高,接近70%Ministry of Labour Invalids and Social Affairs, 1999: 39)。

 

但是這群「勤勞的」越南婦女到了台灣之後,因為法令上的限制,他們在取得身份證之前根本不被允許工作,這條法令在2000年的九月修改,只要拿到長期居留證明,就可以開始工作。也因此在我們的調查期間,理論上他們是不會參與勞動市場的。不過即使如此,仍有人會去外面找工作。1998-99年對於400名越南新娘的調查,我們發現其中約十分之一的人有工作,他們的平均月收入為14,800元。這些工作包括:家庭代工、家庭裁縫、幫忙攤販等。

 

由於之前台灣政府並不允許沒有取得身份證的新娘到外頭工作,所以很有可能這群新娘低報了他們的工作情況。在1999年十月到十一月份所做的調查,我們訪問了55位越南新娘一個問題:昨天從你睡醒到上床睡覺之間,你做了哪些事情?希望透過這個問題而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其中十五個人有工作,佔訪談者的27.3%,比第一次的問卷調查高出許多。之中的九個人受雇於別人(16.4%),三個人為家裡的事業工作,另外三個人為自己的事業工作(各5.4%)。這十五個人的工作包括:裁縫、開店、攤販、到工廠工作(電子工廠、大哥大套子)、在洗髮店幫忙、幫忙先生耕地、家庭代工等。他們的平均月工資約三萬元,會這麼高是因為有兩個人的月收入在67萬元,若是扣除這兩人,則平均月工資為兩萬五左右。

 

我們問卷中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您家的收入主要是靠誰?有四分之三的人回答是靠丈夫。但是有24%的人回答是「靠夫妻兩人」。這個數據跟有工作的新娘人數比例非常接近了。相對於台灣已婚夫妻的情況(靠丈夫為主要收入的比例只有51%,靠夫妻兩人的為35.8%,樣本數324),來台的越南新娘家庭在經濟上更仰賴先生的收入。

 

第二次的樣本雖然不大,但是由於第一次跟第二次樣本的基本人口背景資料類似,因此我們認為第二次的調查數據是可信的。假如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外籍新娘在勞動市場中工作的話,那麼換算成總人數的話,就可能有超過三萬名的「外籍新娘勞工」,這樣的數目,相當等於所有核准進口的外籍勞工的十分之一了。現在政府的工作法令又放寬了,投入到勞動市場的外籍新娘應會越來越多。

 

他們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台灣低階勞動市場的工作,而且都是藍領階級的工作,跟外勞的工作差不多。我們甚至不排除有某些人可能是藉著結婚的名義,而來台灣賺錢,但是這樣的比例多少無法得知。我們訪問的一個嫁給原住民的新娘,她與先生居住在不到四坪大的房間,白天兩個人分別去外面工作,晚上回來就是睡覺而已,她說她在台灣賺完錢之後,就準備回越南定居了。

 

如前所述,在台灣目前的勞動市場結構下,能夠得到政府核准而引進外勞的,多半是大型的公司、工廠,也就是所謂的「重大工程」「重要生產行業」才能夠引進外勞。對於一般的中小企業而言,能夠申請外勞來降低成本的可說不可能。在此情形下,以前這些「不能工作的外籍新娘」在勞動市場找工作的話,因為沒有工作許可,因此雇主可以「無勞保」「臨時工」「家庭代工」等方式,減低薪資的支出,進而減低生產成本,這對於無資格申請外勞的小企業而言,是「一大福音」。現在即使可以到勞動市場找工作,但是因為語言、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大概也只能找到低階的工作。

 

外籍新娘到外頭工作,一方面是因為台灣都習慣把太太賺的錢算成是「私房錢」「零用錢」,所以並不會覺得他們到外頭工作有何不妥。另一方面,當這群越南婦女出外賺錢養家時,又是被社會讚許的行為,說是為了扶持整個家計而努力工作,所以對他們的態度並不會向對待外勞一般,會去通報警察抓人。這種態度可從一名在國姓鄉的越南新娘工作看出,她的工作是家庭代工,但是一個小時努力下來,大概只能賺個五十元。對於這樣的工資,鄰人還會為她抱不平,說是老闆在剝削她!

 

我們不知道外籍新娘到外頭工作的原因為何,可能是為了賺點零用錢,也可能是為了存錢回家、或是貼補家用,但不管如何,這群新娘在目前為止是低階勞動的重要預備軍,而對台灣勞動市場的影響也是可以預見的。

 

四、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外籍新娘

整體經濟體系要能夠順利運行,家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是他將某些工作限定在家中,提供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生活材料;另方面家庭的生育可以保證整體經濟的勞動力來源無匱乏的問題。前者是無償家屬勞動的一個領域,後者是屬於全社會人口的再生產,越南新娘在這裡可說同時滿足了這兩方面的功能[16]

 

4.1 無酬的家庭勞務工作

第二次的調查顯示,專職的家庭主婦佔了約四分之三,顯然這群新娘主要的活動場域是在家裡頭。我們先看看他們的家庭結構組成。在這些新娘的家中,一起吃住的(包含新娘),平均為4.38人,跟台灣家庭平均4.69人相比稍低。不過我們假如選取跟越南新娘同樣年齡層(1839歲)的有偶婦女家庭來比較,這群有偶婦女(N=324)他們全家一起吃住的人數為5.02人,比我們的調查高許多。這樣的差異,主要的原因是台灣的這群婦女結婚年數較長,他們平均結婚年數已經達9.3年,比這群越南新娘的2.1年多許多,所以在小孩方面相對就比較多,台灣太太平均養育2.08個小孩(N=308),比越南新娘的0.62個高出1.46人,若是考慮此小孩因素,那麼這群越南新娘的共同吃住家人為3.76人,比台灣有偶婦女家庭的2.94人多約一個人。換句話說,越南新娘家庭大概是夫妻兩人、加上小孩與兩名親人,而台灣家庭則是夫妻兩人、加上小孩與一名親人。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以前理想中的三代同堂,在娶越南新娘的家庭中更容易看到,換言之,侍奉公婆的責任,變成落到這群新來的新娘身上了,當台灣中上階級的家庭可以聘請外籍看護、女傭來幫忙「侍奉公婆」時,中低階層的家庭就只好靠著迎娶外籍新娘來解決日益嚴重的老人問題。

 

其次就家庭勞務工作方面來看,我們第二次的調查發現,每位新娘每週平均的家庭工作時數為31.2個小時,其中四個人從不做家務事,但也有四個人說他們每週要工作達一百個小時左右。若是以32小時來計算,扣除星期六與星期日,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為6.4小時。相對於先生每週只做2.7個小時的家庭勞務,這樣的性別與家庭分工非常的明顯。若是以最低工資15,840元來換算的話,這些越南新娘每個月的工資額應該可以得到一萬零三百元左右[17]

 

在家庭勞務分工上面,男女的性別分工更明顯。從表六可以看出,這群新娘的家庭勞務,幾乎主要都是由新來的新娘在負責。這些工作也是傳統定義的女性工作:買菜、煮飯、洗碗、洗衣服、照顧小孩等。這裡我們可以拿來跟台灣的婦女情況作比較。我們也是選取二十到四十歲的台灣已婚婦女以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並不大,幾乎都是由太太來做這些家庭勞務。差異比較大的只有「照顧或陪伴小孩」這部份,在越南新娘這個群體中,沒有任何先生做這項工作,主要還是落在太太身上,但是台灣的部份,由太太獨自照顧或陪伴的只有47%,有36.5%的人是夫妻兩人共同照顧,而也有5.6%的人由先生獨自照顧。

 

表六  家庭勞務的分工狀況

單位:%

 

受訪女性

先生

夫妻兩人

其他家人

 

VN

TW

VN

TW

VN

TW

VN

TW

買菜煮飯

65.5

69.4

0.0

3.1

0.0

6.8

1.8

16.0

洗碗

80.0

71.3

0.0

3.1

1.8

8.3

10.9

11.7

洗衣服

78.2

72.2

3.6

4.3

3.6

7.7

12.7

9.9

清潔或整理家屋

60.0

59.3

3.6

4.3

9.1

15.7

23.6

13.9

家庭修繕或修理

簡單水電

1.8

9.6

69.1

64.5

1.8

4.6

7.3

9.3

照顧或陪伴小孩*

72.7

47.2

0.0

5.6

9.1

36.5

13.6

6.9

註:百分比加總起來沒有100,是因為還有其他兩個答案:「其他」與「不適用」。

*:這裡必須扣除不適用的部份,因為有些人還沒有小孩。所以這裡的百分比扣除了「不適用」的這部份人。

**:VN代表越南,TW代表臺灣。

台灣的資料來源:1996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基本資料第三期第二次。

 

          已有一些研究指出,外籍女傭的進口,是為中產階級婦女提供了免除家庭勞務的管道(Huang et al1996)。但是對於一般收入並不是很豐富的家庭,他們是完全負擔不起這筆費用的。而在專業看護方面,若是家中有一個重病的親人,所負擔的費用又比女傭更高。從剛才的討論可以看出,家庭勞務幾乎都是由外籍新娘來從事。在低收入家庭無法負擔高支出,加上在台灣的婚姻市場又處於劣勢情形下,娶了外籍新娘可說是同時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一方面是家庭勞務有了人來做(等於是變相的外籍女傭[18]),另方面也滿足了成家的社會期望。外籍新娘與外籍看護與女傭的平行輸入,正好反映了台灣不同社會階級在應付家庭勞務市場化時的不同處理方式。位處於社會階層上端的,可以進口女傭、幫傭、看護而將家庭勞務市場化;但是位於社會階層下方的,則透過迎娶外籍新娘而維持既有的家庭勞務「太太化」。

 

4.2 新生勞動力的再生產

雖然傳宗接代的觀念已經在淡化當中,但仍然是現在社會中的一個重要意識型態,這從某些去越南娶新娘的人身上仍可以看得出來。根據受訪的那位外交部官員,他說在面談新娘新郎時,常常發生母親跟在兒子旁邊,要求面談官允許讓她的兒子娶這位越南新娘到台灣:這位兒子有智力障礙。外交部的統計顯示,在面談過的一萬多對夫婦中,有8%左右是身體殘障,而有0.7%的人有智力上的障礙。這樣的比例遠遠高過全台灣的平均1.47(身體及智力兩方面的)(內政部統計處,1995)。

 

這樣的傳宗接代想法,是否會加在新來的新娘身上?假如這群越南新娘來到台灣被賦予生兒育女的任務的話,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一、他們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懷孕生子;二、他們不會去避孕。

 

受訪的五十五個新娘當中,其中百分之五十六已經有子女了,平均每個越南新娘有0.62個小孩,但是訪談的時候,其中的十位訪談者已經懷孕(佔18.2%),假如加上這十名懷孕的婦女的話,那麼平均為0.8名。對照於他們來台灣的時間只有一年多的時間,這樣的生育算是非常快。台灣太太第一胎的出生距離結婚時間為2.6年(N=295),越南新娘的結婚時間與生第一胎的時間為十六個月(N=28),約1.3年,時間上面足足比台灣的婦女早了一倍,也可以說,他們一結婚後,大概過了半年就懷孕。

 

若是因為避孕知識不足,也可能造成早懷孕生孩子的情形。根據衛生署台灣家庭計畫研究所的調查,受訪的4,477名外籍新娘中(只包含東南亞各國,不包含大陸新娘),55.5%的人沒有避孕,有避孕的只有30%的人,另外懷孕中的佔14.7%。這種現象,跟我們在台灣已經習慣的「全民避孕」,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可能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原來的社會沒有提供這方面的知識,所以並不知道如何避孕;另一種可能是他們嫁來台灣之後的一個重要社會功能就是負責家庭的再生產,所以生兒育女是他們被賦予的期望與責任。根據越南方面1995年的調查,全國平均有65%的婦女採用避孕方法,而在都市地區更高達75%GENDCEN, 1999:130, table 7),這樣的數據跟在台灣只有30%避孕的數據相差太大,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嫁來台灣之後的一個重要社會目的就是為台灣夫家進行家庭的再生產。[19]

 

我們不能說政府是有意識地希望利用外籍新娘來減緩人口的老化與減少,但是當政府一直對外籍新娘的迎娶採取放任態度時,他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也就是如我們上述的,一方面他可以增加勞動市場的低階工作勞動人口,減緩低階勞動力不足的壓力;在另一方面,當生育率不斷下降的現在,外籍新娘的迎娶可以符合現在的人口政策:一個有點少,兩個剛剛好。

 

七、結論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在當前的國際勞動力移動潮流下,我們不可忽略另外一種形式的跨國勞動力移動,也就是跨國婚姻所造成的女性勞動力移動。這一類的移民不在官方的「勞動力移動」統計中,因此看不出全球的實際流動如何。在東亞以及台灣,因為經濟差距造成的移民包含了兩類,一種是官方統計上的「外籍勞工」,但另外一類則是因為移民接受國的內部社會階層化而產生的跨國婚姻,大量迎娶進來的外籍女子,不可避免會影響到移民目的國的勞動市場,但這部分通常是隱而不彰。

 

經濟學對於國際移民的推拉理論,頂多只能解釋因為國際間所得差距而造成的移民,即使國際婚姻市場可能是因為國與國之間所得不平等所造成的通婚,但是卻無法解釋為何進行國際婚姻的人(新娘接受國),卻是限定在某個社會階層的人?本文的資料顯示會迎娶外籍新娘的台灣郎,在台灣本身的社會階層就是比較弱勢的,假如根據所得差距來推論的話,去迎娶外籍新娘的應該是所得較高的那群(因為跟外籍新娘的所得差距更大)。台灣會迎娶大量外籍新娘的狀況,顯然不能只由兩國之間的所得差距來解釋。

 

這群因為婚姻而進入的女性移民,對於台灣勞動市場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他們可以直接進入勞動市場而影響勞動市場的勞動力供需;另方面則是透過生育而補充未來的新生勞動力。外籍新娘在台灣的勞動市場一方面扮演了全國經濟的補充性勞動力,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都是台灣低階層勞動的工作;此外,他們也扮演了社會再生產的勞動力生產角色,在傳統家庭的角色扮演上,他們更被賦予傳宗接代的「責任」。

 

因此,台灣的外籍新娘具有雙重的「生產力」:工作的生產力(productivity),以及家庭的生產力(fertility)。這樣的現象,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所得不平等問題所引起而已,還涉及接受國本身國內階層化的問題,有能力的中產階級輸入外籍女傭、看護來解決家庭勞務的問題,而弱勢階級則變成以輸入外籍新娘來應付家庭再生產的問題,不同的應付方式也彰顯了不同階級的社經地位差異。

 

 


中文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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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評審者質疑這樣的問卷回收率太低,不過在扣除掉沒有送達受訪者手中的份數約一千五百份,回收率約為3.37%。因為在進行的過程中,並沒有進行催收、獎勵的行動,因此回收率較低。不過這份問卷是否可信,在下文中即將與其他的兩份問卷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得到的答案非常一致,所以可信度算相當高。

[2] 感謝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瞿海源教授、章英華教授與伊慶春教授慷慨允許我們使用同樣的問卷調查題目,以便進行越南新娘與台灣新娘的比較。

[3] 感謝蕭新煌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補助部份經費。問卷以及訪談都是以越南語進行的。感謝留學臺灣的越南學生Tran Thi Kim Loan與阿蓮幫忙進行這些訪談。

[4] 所謂的依賴人口,並沒有任何性別歧視意涵,只是統攝不參與正式勞動市場的人口,包含小孩、老人、學生、婦女等。

[5] 不採用所得作為社會階層化變項的原因,是因為在所有的台灣社會調查中,所得變項是最不準確的數字。對於台灣社會階層化的問題,可以參考Wang (2001)關於職業、教育與族群的相關研究。

[6]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臺閩地區八十七年結婚平均年齡估計新郎為三一.五歲,新娘為二

八.四歲(戶政司,1999),因此這群新娘的結婚年齡相對於台灣社會而言,算是年輕的。越南新娘這個結婚年齡,相當於台灣1986年的女性初婚年齡。參見衛生署統計(1999)。

[7] 雖然越南政府號稱全國女性的識字率為91%,但我們若是考慮越南的教育情況,那麼跟台灣的教育相較,越南新娘的教育水準就可能更低了,因為越南學校不足,從小學到高中雖然號稱義務教育,但是每天只上課四個小時,加上設備、教材的問題,整體越南的教育程度還是不算高。就我們實地的訪問,發現有許多新娘是文盲,只會聽講,但不會讀寫,這在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大廳裡頭,看許多新娘填寫放棄國籍表就可以知道了。

[8] 至於母親的族群,84%為越南人,16%為華人。

[9] 我們問的問題是:「您離開越南的時候,住在那裡?」

[10] p < 0.05.

[11] p < 0.00.

[12] 根據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第三期第二次計算得出。

[13] 根據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第三期第二次計算得出。假如我們選取男生出來,然後計算先生與太太的教育程度差異,有11.1%的太太教育程度較高(有效樣本數為805);若是我們挑選女生出來,則有10.8%的太太程度較高(有效樣本數為748)。

[14] 以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第三期第二次計算,我們只選擇男性出來統計,以便比較,那麼閩南族群(以受訪者的父親省籍為標準)是71.5%;客家族群為11.8%,外省族群為15.9%;原住民為0.4%。

[15] 章英華教授提及,台灣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因此像桃園、中壢以北的地區,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台北都會區的一部份。但即使在台北都會區,三重新莊地區,他們的人文區位就跟台北市的文山區不同。

[16] 對於「功能」這個字眼,有人聽了會覺得是「保守」「替現狀辯護」,但本文的用法只是陳述外籍新娘在社會中給整體臺灣社會帶來的職能/機能(function),並沒有任何讚許之意,反而我們應該從這樣的現象中,找出如何改變的辦法。

[17] 最低工資15,840除以二十四天,再除以八個小時,得到基本每小時的工資為82.5元。然後再乘以31.2小時,再乘以四個星期,得到此數字。

[18] 曾經有人說,花三十五萬元娶一個越南新娘,即使將來她跑回去,只要在家裡面工作一年,也就回本了,還比一個菲庸便宜。

[19] 某位同學提出另一種解釋:來台灣的越南新娘在越南本來就是比較中下階層的婦女,因此在越南就比較不會避孕。不過即使越南中下階層的婦女比較不會避孕,但也不可能低到30%,更何況越南新娘有一半以上來自胡志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