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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留學期間,一位德國友人邀請我與其父母聚餐。在他家喝茶嗑牙後,我們決定出外找一家印度餐廳吃飯。進入餐廳,大家各自點了一道自己喜歡的佳餚,不久,侍者把四道菜擺在桌上,不禁食指大動。大家也客氣了一番,請對方先用,後來我想,我是客人,應該有權利先動手,因此每道菜都夾了一點,放到面前的盤子上。當自己很得意「打破僵局」的時候,突然覺得氣氛怪怪的,雖然大家還是談笑風生,但我卻坐立不安。進餐之間,我不斷思索,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約五分鐘後,我就知道怎麼回事了:另外三個德國佬都祇吃他們面前的那盤菜而已!

  此事件對我而言,是個非常大的震撼教育,每當我把此事講給澳洲的白人朋友聽時,祇要講到「我每道菜都夾了一點,放到面前的盤子」時,他們就開始捧腹大笑;但是當我講此故事給學生聽時,他們卻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顯然,不同的文化教導了我們如何去進食,換言之,飲食基本上可說是個文化的儀式展示,不同的社會以不同的飲食方式來確認該社會的文化意義與社會秩序。

  在台灣的社會中,我們很強調團體的合作,家庭做為一個「共同體」,許多資源的分配方式都是在確定這樣的文化意義。例如我們的「圓桌」飲食傳統,除了代表團圓外,也代表了「形式上」的平等,在此圓圈中,大家取得食物的距離都一樣,食物此項資源是平分給大家的。此外,所有的食物都盛在共吃的盤中,不像歐美社會,食物是放在單獨自己的盤中。放在此文化意義的脈絡下,就可以清楚德國人為何是如此的飲食方式。

  飲食文化的震撼

  在食物還是有點匱乏的一九六○年代,我老爸在吃飯「配菜」時,總不忘提醒我們一句:「配菜要節制點!」所以我們從小吃東西時,會有個習慣,例如吃魚,會稍微咬一口,然後再把它放回盤中。這樣的文化意義很明顯:請自制,留一點給其他的人享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與一群日本同學去吃日本料理,我也「自然而然」地咬了秋刀魚一口,再放回去。這樣的飲食行為嚇壞了鄰座的日本同學,從他驚悚的表情可以讀出一個訊息:「髒」。

  近來移民到台灣的越南女性,一開始接觸到的台灣飲食文化,可能還不會有太大的文化震撼。在越南,習慣上也是全家人共餐,雖然席地而坐,但所有的菜餚都是以圓形的方式排列在一個大的圓盤上,也沒有什麼公筷母匙。當然,席地而坐吃飯,是因應著越南社會居家空間的設計而來。傳統的房子正面空間是一條龍,再區隔成三個空間,正中間三分之一擺著神明與神明桌,同時也是招待客人坐著喝茶的地方。兩旁則擺了兩張床,這張床也同時是餐桌,吃飯時,就在此床上舖一張草席,所有佳餚就擺在上面,大家圍著吃飯。為何吃飯跟喝茶的地方要有區隔呢?我猜可能是「神聖──俗世空間﹂的區隔吧。至於性別的區隔,也跟早期台灣的習俗類似,女性必須等到男性吃完後,才能在廚房吃剩下的菜餚,這一點讓我們這些去做田野調查的人還是感到有一絲的不安。

 

  飲食做為確認社會秩序的手段

  在台灣的田野調查裡,常聽到的故事是,當越南老婆心情不好、脾氣發作時,台灣老公安撫她的方法,通常是出外買一道越南河粉給她吃,讓她消消氣。我們心底不禁奇怪,為何是買個吃的東西,而不是買一件越南樣式的衣服給她呢?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當一位移民者在外地吃到故鄉的原味食物時,那種文化的認同感會一下子被召喚出來。幾個禮拜前,逛到淡水一家「台南碗稞」店,該小吃店招牌特別標明是台南老闆親自做的,好奇之下去點了幾道小吃。其中最特別的是飯後的水果:蕃茄。南台灣大部分把蕃茄當水果,而非蔬菜來處理。台南地區的一項特殊吃法是蕃茄沾著由醬油膏、甘草粉與薑茉混成的調味料。超過二十年沒吃過此種調味料,當蕃茄入口時,一種鳳凰花開的盛暑感覺油然而生(台南市稱為鳳凰城,五月鳳凰花開正值盛暑)。我猜在台越南女子吃到越南河粉參雜濃厚九層塔、紫蘇與生豆芽菜香味的感覺,應該是一樣的。

  飲食做為確認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最明顯的是男女婚嫁過程中的食物種類與分配。台灣男子去迎娶越南女子時,即使在臨時租來的小旅館中舉行婚禮,典禮中仍必備六項禮品,其中一項是檳榔(越南的檳榔大小如台灣的檸檬),另一項是烤乳豬。在越南,祇有地位崇高、年齡長的女性,才有權利吃檳榔,而且通常要吃到牙齒黑黑的,更能顯示地位與年紀。而乳豬則是在男性迎親時,送到女方家的必備牲禮,當女方家庭收到乳豬時,會由家族中的最長輩,通常是祖母,來分配給家族內的各個成員。

  這樣的婚禮食品,主要目的並不在消費,而是要再度確認越南社會中的女性社會地位。雖然越南自從十八世紀後,努力要建立儒家的社會制度,而且在某些領域確實也有重大變化,但是在飲食上,卻也透露出更早的越南社會文化傳統,男女地位是相對平等的。透過這樣的食物交換與分配,越南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再度被肯定。

  越南新娘做月子的苦惱

  既然飲食與社會秩序、意義息息相關,那麼大量的新移民所帶來的新飲食文化,是否也為台灣的社會帶來新的社會秩序與意義呢?我想這是必然的。

  越南女子配偶在家庭中的飲食,碰到的最大困難可能是做月子必須每天吃一隻麻油雞。這樣的台灣飲食文化,不僅是「補身體」而已,而且是顯示世代間關係的行為,娘家的媽媽來幫忙做月子,但夫家的婆婆須出錢買「珍貴」的麻油雞補品,在物質匱乏時代,能夠吃到此補品,也代表了入門的女性在家中地位的建立。但是沒有娘家來台幫忙做月子的越南女子,面對婆婆好心捧來的麻油雞,怎麼辦?通常是勉強吃個兩口,但趁婆婆不注意時倒掉,然後再出外逛街買波羅蜜吃。這樣既可維持與婆婆的關係,也可以讓自己的胃口得到舒緩。顯然,食物並非祇是好不好吃、能不能滿足口腹之慾而已。

  漢人基本上是不生食的,但當台灣人把生魚片當成美食入口時,這在深層的文化意義上,就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化認同,拋掉原來的飲食世界觀,接受另一個文化的世界觀。假如有一天,法國人喝紅酒改成台灣式的乾杯,不再是觀、聞、嚐、品,此時的飲食意義改變就很明顯了:它不再是個人的品味行為,而是社會連帶的展現。台灣的各個街頭已經出現許多「越南小吃店」、「泰國小吃店」,它們逐漸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當有一天我們習慣吃鴨仔蛋當補品、用越南魚露來調味時,那就是另一種新文化觀的開始。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 (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