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掃門前雪，世界不會變得更好
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不是用國民所得高低來衡量，而是以對於集體風險管理的能力來判斷。
************************
一位朋友幾個月前買了兒童汽車安全座椅，根據自己的想像弄了半天，終於大功告成，把座椅安裝上了。上個月，他們夫妻兩人到德國，在安裝帶去的安全座椅時，站在一旁的德國朋友卻說他們弄錯了，兩人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也是一樣把兒童座椅固定得很好啊。德國友人重新示範一次給他們看，原來是其中的兩個步驟顛倒了，雖然一樣可以把座椅固定。台灣朋友後來想想，應該是德國友人那樣的安裝，固定性會較高，也會比較安全。
有人會把這樣的情形解釋為德國民族性比較一板一眼，台灣人比較不重細節。我則認為，此事反映出兩個社會最根本的認知差異：風險概念的認知完全不同。一個認為只要我努力把個人風險降到最低，社會風險自然會降低；另一個則是認為降低社會整體的風險，也自然可以降低個人風險。所以在裝置安全座椅的例子中，台灣人就是習慣相信自己可以把椅子裝好，也不相信按照手冊可以降低風險；德國人則清楚，可能的風險，製造商大概已經幫你預想過了，照著做，所承擔的風險會是最低的。
台灣人這種個人主義式的風險觀，並無法面對現代社會的新風險，例如失業、物種滅絕、環境污染、身體健康等，想要以個人的單獨力量來解決，根本不可能。但我們都已經習慣由個人的風險角度來觀看問題，也習慣從個人的風險降低來解決，例如增強個人的技能、不要亂丟垃圾、服用健康食品等方法，卻沒想從控制整體社會風險因素來著手。
**********************
以台灣的鐵窗文化為例，我們都已經把它視為常態，家裡不加裝鐵窗反而令人不安。但加裝鐵窗是否就可以降低竊盜的風險？從裝鐵窗的人家角度來看，確實如此，因為鐵窗讓小偷要進入屋內行竊時，增加許多時間成本。但是整體的社會風險有降低嗎？可能小偷覺得偷鐵窗家庭很麻煩，所以去偷了隔壁沒裝鐵窗的人家，但就整個社會來看，失竊率並沒有減少，只是被竊對象換了人而已。
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集體風險困境，也同樣出現在金融市場裡面。金融市場的分析工具越來越發達，風險控制的工具也越來越精密，例如所謂的VAR (value at risk)工具，告訴投資者其目前的投資風險如何，也建議何時應該出售或買入資產。這樣的工具卻把投資者變成一群羊，會同時大量買入或賣出，結果就是整體股市變異風險的提高。一九九０年之前，股市波動的變異程度超過兩個標準差的狀況，很少每季超過十日的；但在一九九八年後，幾乎每季都超過十日，而且一半的時間都超過二十日以上。這種降低個人風險的工具，反而造成了整體風險的提高，不是很矛盾嗎？經濟學者Mancur Olson曾以「搭便車」的概念來嘲弄勞工集體行動的不可能，但VAR的例子剛好顛倒了其論點：人人為己的自利概念，造成了另外一種集體行動困境，引起預料不到的後果。
******************
鐵窗與股市波動的例子說明了現代性的風險，不是透過個人風險的降低就可以解決的。西方社會的文明性也在這裡：整個社會組織是以控管集體風險的方式，來降低每個人的個別風險。也因為整個社會對於風險控管概念的差異，所以可以在許多層面看出不同國家或組織的差異，以及其影響。到澳洲看看，他們勝過台灣的不是所得，而是對於集體風險的管理能力。
澳洲航空公司Qantas半世紀來只有三次的失事紀錄，但沒人死亡；而華航在十年間摔了三架飛機，死了六百八十五名乘客，還不包括其他的失事紀錄。這種差異絕不是機率問題，而是一個組織對風險控管能力的差別。Qantas的維修機坪地面，看不到任何一滴黑油，而據聞華航機師開戰鬥機的能力都很強。差別何在？Qantas設計了一套大家都必須遵守的維修與管理制度，也就同時降低所有人的風險，而華航則仰賴個人的技術能力，只要機師個人的技術能力超好，就可以應付突發的風險。結果可想而知了。
在防治愛滋病的工作上，台灣的衛生署還停留在道德勸說，叫大家不要多P，保持單一性伴侶或禁慾，個人性行為時要使用保險套。這樣講也沒錯啦，但這又是把社會的集體風險丟回給個人解決，但卻從沒看到感染愛滋的人數下降過。而澳洲機場的每間廁所會掛著一幅看板：你行李箱中，是否忘了攜帶必備品──保險套？大學的廁所一樣掛著看板標語：沒戴上，就不上；政府提供所有色情場所「大量」免費的保險套（秀場、酒吧、三溫暖、X電影院、妓院等），順便送你一包潤滑劑，不夠的話，辦事的房間內還有掛在牆上類似洗手乳的潤滑液供君隨時取用。這就是政府對風險的不同觀念與態度：風險必須進行集體控制，不是個人式的道德說服就可解決。
＊＊＊＊＊＊＊＊＊＊＊
二月十五日中國時報有一名讀者投書，建議把摩托車考駕照年齡降為十五歲，他認為「許多高中生需要補習，如果補習班離學校很遠，沒有摩托車，要如何去？如果也沒有公車也沒有家長載送呢？台灣的交通這麼亂，你們忍心讓自己的孩子騎著腳踏車穿梭在車陣中嗎？」這顯然又是把集體風險問題丟回個人身上。
就我所走過的幾十個國家中，大概只有越南的機車文化可與台灣媲美。摩托車的使用，基本上就是取代兩種交通工具：大眾運輸，以及自己的兩條腿。台灣摩托車在六０年代末引進，到了八０年代已經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這種交通工具的繁榮，正顯示政府與社會對於問題解決的方式，還是讓每個人自己想辦法，似乎只要個人的問題解決了，集體的問題就解決了。但弔詭的結果卻是，二００二年的交通事故以摩托車最多（33％），摩托車騎士與其搭載乘客的死亡人數佔總死亡人數的55％，且在過去五年中增加了45％；每十萬人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摩托車為6.4人，是小客車1.9人的三倍多，而且集中在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少年、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這些統計數據背後的意義，就是貧乏的大眾運輸系統，造成弱勢大眾必須仰賴自己的交通工具來解決問題，青少年沒有錢買汽車，老年人不會開車，所以走向死亡之路，買輛肉包鐵的工具，以肉體之軀來搏鬥寸步難行的困境。把風險推給個人來承擔的後果，就是台灣交通事故死亡率比日本高三倍，比英國高將近四倍。這種機車文化，似乎從未成為政治人物與所謂的交通專家所關注的焦點，因為對其而言，只要個人都遵守交通規則，或如警廣電台台呼「讓一讓，世界更美好」，問題就解決了，卻不思透過集體風險的降低，例如興建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保障行人安全的人行道，來協助個人風險的降低。
廣州市才剛宣布準備在三年內，禁止摩托車在市區內騎行，當我們還在嘲笑中國的發展只有硬體建設，軟體建設比不上台灣時，摩托車的管理正好看出兩個社會的文明消長狀況：要好好管理社會的集體風險，還是讓個人自行承擔風險。
新新聞第885期，頁48-49
2004.2.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