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 文 |
三二０總統選舉結束後，在媒體上我們看到許多名嘴、名人對於相關事件的評論，尤其對於三二七的集會遊行評論，常常冠以「嶄新、有品質的民主社會運動」，他們的論述邏輯，其實正彰顯台灣社會的去殖民過程還在進行中，過去的統治者仍然試圖建構一個「低劣的他者」，以維護其優勢地位，過去半世紀的「優勢─劣勢者」關係軸，仍未完全翻轉過來。 這幾天來，報紙出現的經典名句包括了楊渡：「藍營的人多的是上班族、家庭主婦、都會中產階級……綠軍的支持者較多是中南部的農民、工人、都市遊民。它（國民黨領導的抗爭）的理性、秩序與堅定性如果可以堅持下來，很可能開創另一種中產階級的社會運動模式。」唐湘龍：「三二七藍軍色彩太濃，掩蓋了更多的意義。裡頭是不是包含著中產階級對社會標準扭曲的空前焦慮？擔心一個靠恃相對低學歷、高年齡、非都會的愚民政權決定了台灣公共事務的判斷標準。接下去怎麼辦？你又準備認命了嗎？」南方朔：「泛藍在台灣都市新興中產階級的支持下，已開始取得了新的『道德制高點』。」彭蕙仙：「更應該要注意的是，這個中產階級的馬拉松式街頭運動背後所蘊含的人民的力量。」 這些經典名言，都在建構一個核心概念：「優等的我們vs.劣等的他們」，所以泛藍領導的群眾運動是中產階級的，而民進黨發動的則是「愚民、都市遊民」所支持的。透過如此的差異論述，台灣社會被建構為一邊一國：中華民國的子民是上流社會，台灣共和國的群眾是下層社會。這樣的歧視思想深入人心，也難怪「上流美」許純美都說他支持連宋，因為她是上流社會的。
對「第二個民間社會」的質疑 不管這些經典名言是否有證據來支持（可參考徐永明教授四月二日在自由時報的分析），但是對於「低劣他者」的建構，通常是占據優勢地位者的統治手段之一。在進行越南台商訪談時，這種優勢偏見也常常流露於言談之間，例如有人這麼說：
她們是女人當家，越南的男人很懶惰，但是他們漸漸觀念也有在進步，工業區裡面也有幾間正規的公司，把一些正規的觀念帶給他們，他們也想要求進步。
吳介民教授在八九一期所論述的「第二個民間社會誕生」，指的是占優勢位置的群體，開始試著學習新的身分認同，它將來可能是一股建立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但我並不同意此觀點，因為所謂的「第一與第二民間社會」事實上是「優勢∣劣勢者」此共生軸，兩者互相建構其主體性。沒有統治者，就沒有抗爭；沒有劣勢的他者，就彰顯不出統治者的優勢，當一群優勢階層人士在談論民主、真理時，也就同時在敘述著另外一群人的不民主、無真理。
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抗議活動與群眾，與其說是剛誕生的第二民間社會，不如說是台灣社會以前一直存在的「優勢─劣勢者」關係，在此次總統大選後，因為可能出現決定性的關係轉換，所以引來各方勢力，試圖利用此結果來占據有利的戰鬥位置。林繼文教授在同一期新新聞如此解析：「兩軍對壘的情勢其實已經轉成多方交鋒的混戰。」體諒學做台灣人的艱辛是和解不可或缺的一步，但在優勢者不會輕易放棄其霸權、中國政經勢力不斷崛起、全球經濟互賴不斷深化等背景下，政治認同的過程會是多元、流動、複雜、多層的，無法單靠某群人的同理心而已。
中國崛起影響身分認同 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身分認同問題，可說一直圍繞在「優勢∣劣勢者」此關係軸上， 而此關係軸同時受到東歐社會主義垮台、東亞威權政體轉化、中國經濟崛起的衝擊，使得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也經歷了多重、複雜、交錯的轉變。這一多空複雜交戰的歷史過程，原來被壓抑的聲音、群體，利用所謂的「本土化論述」，逐漸鬆動原來的統治板塊，取得其有利的發聲位置。
目前對此關係軸最大的影響變數，乃在於中國的政經崛起，它對於台灣的身分認同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印尼政壇重要華裔學者廖建裕幾年前講過一句發人省思的話：「中國的崛起，對印尼華人社區最大的衝擊，是華人的認同可能會再度回流至其想像的祖國。」目前占據主流媒體位置的台灣文化人，不就是此話的最佳注解？
支持泛藍的人，也不僅僅是那些還在學習認同台灣本土社會的人，它同時包括了穿梭台灣中國兩地的紅頂商人與文化界人士，例如一直堅稱愛台灣、成立「台灣之翼」、且堅持機艙內廣播要先講閩南語的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他的身分認同絕對是台灣本土的，但是當中國經濟不斷崛起時，他的政治認同與經濟利益，顯然有高度的重疊。可以預見，「優勢∣劣勢者」關係軸以及伴隨的身分認同，與中國的發展絕對脫離不了關係。 防禦性的族群論述 但是劣勢者如今已經翻轉成為優勢者了嗎？對於連宋的聚眾抗議，姚人多教授有如此的評論：「從三二○晚上開始，選舉的勝利者變成無聲的大眾，明明是多數的一群硬是被人說成是白癡與渾蛋。勝利的一方必須偷偷摸摸地慶祝勝利，不能走到街上，不能大聲歡呼，當多數的一方必須保持沉默時，我們又跟過去威權體制時代有何不同？」是的，確實沒有不同。從陳菊在開票之夜苦口婆心地勸阿扁的支持群眾「保持謙卑的心情」，到綠營選民迄今都還沒上街頭慶祝的情形來看，威權體制時代的「優勢∣劣勢」關係軸仍尚未翻轉過來，劣勢者仍然必須在優勢者所設定的框架下來行動。
既然仍處在劣勢者的地位，所謂的「本土化論述」，借用李美賢教授對於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觀點，它頂多祇是一種「防衛性的族群論述」。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在一九七○年代時，強力推行「新經濟政策」，透過政治手段來提升馬來人的經濟地位，並且排除華人的政治權。這當然是不折不扣的族群政治，但卻是一種「防衛性」的措施。馬哈迪在論述華人時，十分推崇華人的成就，並且希望馬來人能向華人多學習；反之，華人至今仍常稱呼馬來人為「番仔」，這種大中華思想假如沒有馬哈迪的種族政策，馬來西亞是否迄今仍落在「優勢中華文化與劣等番仔文化」的陷阱中？
解構優勢者的文化論述 反觀近台灣的「本土化論述」中，「排他性」論述一直都不是主流論述，雖有極少數人存在著將某群人排除於台灣社會之外的想法，但這種想法並非「本土化論述」主流。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的那一幕，我們應該還印象深刻，李登輝手牽著馬英九，高喊「我們都是新台灣人」，這樣的口號，可視為一種「防衛性的本土論述」，而非類似連宋那種「竊國者」、「千古罪人」的排他性論述。
台北文化人的階級偏見，暗藏在「優勢─劣勢者」的關係軸內，舊時代優勢者所進行的內部殖民，深深仰賴意識型態的操控與文化論述。假如沒有解構這些優勢者的文化論述，去殖民過程將會不斷地出現另外一個陳文茜。(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