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一中糾葛　民間外交出手

民進黨的駐美代表邱義仁在選後曾經說過，要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不一定要以邦交國的數目為主要目標，反而一些新興的國際事務是台灣可以著力的地方。他也要求中國「發揮一點想像力」，創造一些新思維。這種論點非常符合當前「後主權國家」的現勢，而這裡我們要指出的一點是，民間社會組織的角色在國際政治上面越來越重要，而這也是台灣要脫離「一個中國」這種強烈民族意識框框的可行路線之一。

在二十世紀末，進入千禧年世紀之時，我們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民間社會團體活躍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有名的民間組織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國際人權組織，其影響力早就超越主權國界，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而國際政治這樣的轉變，是因為我們已經將人權的觀念放置在傳統國家主權之上，這樣的思路，雖然尚未成為明文的國際規範，但卻已經是可以被接受的規範了。每年美國的人權報告，總會對中國的人權批評一番，並且對其形成壓力；國際特赦組織的年度報告對任何國家（包括美國、澳洲等歐美國家），也都是非常龐大的政治壓力；北約對於科索沃的軍事介入，是以「保障當地人權」為其出兵的合法性基礎。

就現今看來，在國際政治舞台的主要演員，除了傳統的「主權國家」之外，還有另外三種演員：超主權國家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主權國家底下的政治當局（如聯邦政府底下的各州）；民間社會的自發性組織。我們應該記憶還猶新，去年西雅圖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邀請了世界各國的「會員」（以主權國家為主體）來參加新一輪回合的談判，但是在各國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的抵制下，不僅一事無成，連西雅圖街頭都變成戰場。這個例子鮮明地告訴我們，國際政治、經濟，並不是只有主權國家就可以搞定的，民間的團體一樣有力量來創造自己所期望的世界。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澳洲塔司馬尼亞對於同性戀的歧視性法律，該地堅持對同性戀的性行為提出「公訴」，不管這樣的性行為是在公開場所，或是隱密的臥房內。澳洲聯邦政府對於這樣的法律規定並不禁止。為了對抗這個不合理的規定，澳洲民間團體一狀告到聯合國，理由是澳洲為聯合國成員之一，接受了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因此澳洲政府必須遵守該公約的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最後判決下來，澳洲政府不得不禁止塔司馬尼亞的這項法律規定。

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所有的超主權國家組織都有專門的單位來負責與民間社會組織溝通、協調，並且就民間社會所關心的議題進行討論，組織所討論的議題也不單單只是限定在主權國家所提出的議題而已。這些例子，在在顯示，在全球化的新世紀中，雖然主權國家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角色，但是民間社會的組織在未來會越來越重要。

面對這樣的未來趨勢，反過來看看過去台灣的外交，基本上仍然未脫離舊時代的思考模式。以前台灣的外交都是以經濟資源來跟中國進行外交戰，不是大量貸款、或贈款給邦交國，要不然就是一概否決斷交國，這種以官方為主軸的作法，完全忽略民間團體在國際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更糟糕的是，原先已經有民間團體在默默耕耘的外交工作，也因為邦交交惡而受到波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我國唯一跟聯合國有簽訂合作契約的台北海外和平工作隊，一九九八年時，因為台灣跟柬埔寨關係破裂，連帶對於該組織的補助款也一筆勾消，這顯示出外交部門還搞不清楚未來的國際政治趨勢。

由於國際政治的轉變，台灣更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面發言，在掌握未來趨勢的先機上，我們建議外交部底下應該有一個專門單位來負責民間組織的國際外交活動，以整合國內的民間社會團體，但不要把這些組織當成外交部的傳聲筒。新政府應該可以更積極協助民間社會組織的建立，並且進行跨國的串連，對於特定的議題，透過民間社會組織而把它提到國際上面來討論，並且形成有力的輿論。假如不是這樣，而仍然以硬碰硬的「主權國家」概念來進行國際外交，那麼台灣中國之間就永遠無解，因為最後雙方勢必要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決戰。